每一个人的不幸去世，都会让我们悲恸异常。不论是普通的矿工，还是高校的博导。

　　截至2007年7日，山西省洪洞县新窑煤矿爆炸事故遇难矿工已增至104名。如果不是人数众多，我想这些矿工的死难完全可能被淡而化之，或者干脆隐匿不报。普通人生命的脆弱无助，早已让人们的情感神经近于麻木，或可称之为“审丑疲劳”。(2007年12月8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余虹12月5日在家中坠楼身亡。警方经现场勘察，排除他杀的可能。按照死者遗嘱，个人藏书将全部捐赠给人大文学院。其生前最后一次更新的博文中，冷峻着写着“自杀不易，活着更难”，竟然一语成谶。同样，见证了人生的艰难，尽管是一个精英阶层的生存态。(12月7日《北京晨报》)

　　似乎可以说，在我们的日子日渐富裕，全民奔向全面小康，高歌猛进，民情激昂的同时，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阶层都活得很不易，都在为生计，为了成功，为了尊严，主动地或被动地付出着高昂的成本甚至惨痛的代价。博彩中亿元大奖那是极小概率事件，而妄想中亿元摔死儿子然后自杀，同样是小概率事件，都不可能成为人生的范本。更多的人为了生存自觉地或被迫地与人签署下“生死协议”，然后义无反顾地身蹈死地，“不死是幸，死则是命”。

　　死于矿难，死于黑心矿主的黑恶犯罪，不能说就死的轻于鸿毛，同样也很难说重于泰山。对于家庭来说，他们是顶梁柱，天柱一折，大厦将覆，痛心疾首，悲痛欲绝，而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则是前仆后继。接过矿铲背过纤绳的或许正是死者的兄弟亲朋。他们似乎争先恐后地用轻贱的生命诠释着活着更难。他们不会自杀，宁可卑微地活着，苟且偷生，但一旦遭遇死难，你竟然会看到有矿难死者一脸的安祥，就似完成了赴约之后的轻松和解脱。

　　对于这些，余虹老师未必明晰，至少不会感同身受。在普通人眼里，余虹是一个成功者，一个社会精英。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文艺学专业博士后，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海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工作，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50岁正值人生的壮年，作为该校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事业如日中天。然而，他同样有我们普通阶层，有矿工兄弟很难理解的人生难题和悲苦。是事业遇到难以超拔的障阻，是权力管制使身如行役，“哀莫大于心死”，还是长期挤进精英阶层和主流社会的拼博奋斗使之身心俱惫，抑或患了抑郁症。我们已无从知晓，我们也不当妄加臆断，我们只要知道，那是他想要的生活，他自由的选择，我们唯有尊重他的选择权利才是。

　　余虹曾于9月13日更新最后一篇博客《一个人的百年》，其中写道：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是的，“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不知道那些矿工兄弟可曾有过轻生放弃的念头？但我知道，越是知识阶层，越是对人生自觉，越是对活着尊严细腻敏锐，越是会感念生活之不易之悲苦，越是苟且地活着越是一种羞辱一种自残，越是会自觉地或者下意识地去舍弃。近几年，高校硕士生、博士生自杀身亡事件时有发生，人们早已见惯不惊，甚或缺乏摒弃了阶层偏见之后的理解和悲悯。

　　生命价值高于一切，生命面前人人平等。人大博导跳楼身亡与70名矿工遇难，其生命毁灭的意义或曰价值都一样。活着的人与活着的制度，活着的机制都应该苦思冥想，我们的社会还缺少什么？我们的生命尊严正受到哪些羞辱和残害？这些摧折了生命信仰的神魔鬼怪，究竟以怎样的狰狞面目示于人？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富裕，越来越自谓和谐，越来越自感良好，何以生命的尊严受到了蔑视，何以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何以活着的成本越来越沉重不堪，甚至生命在某些行业如矿业依然未能受到起码的敬畏，人文情怀和人本关怀何以依然如此空缺和稀薄？

　　“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是一计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民不可忘，官更当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