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件大事，立刻传遍全城，无不惊诧万分。于是将军魁玉、署理藩司孙衣言、臬司梅启照，还有学政殷兆镛，一起赶到督署，只见马新贻奄奄一息，已无法说话。这班官吏不敢说什么担当的责任的话，只巴望能保得住马新贻一条命。无奈刺中要害，群医束手，延到第二天中午，终于咽气了。

　　这时，江宁知府孙云锦和上元、江宁两知县会审凶手的供词，亦已呈送到江宁将军魁玉那里。凶手名叫张文祥，河南汝阳人，做过洪匪李侍贤的裨将。供词离奇不经，魁玉看了，只是不断摇头，连称“荒唐”。于是以“行刺缘由，供词闪烁”的措词，飞章入奏。(以上节选自高阳先生的《御座珠帘》)具体案情就如高阳先生所言，笔者也进行过求证，根据各方的资料显示，口径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就是当日发生的真相。堂堂封疆大臣，竟在督署重地被刺身亡，实在是对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的一次冲击。

　　29日，清廷连发四道谕旨。第一，命“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第二，“曾国藩著调补两江总督，未到任以前著魁玉暂行兼署。”第三，密旨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第四，“著魁玉督饬司道各官，设法熬审，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上谕未到江宁，27日魁玉又急奏：“拿获行刺之凶犯，始则一味混供，迨昼夜研鞫，据供系河南人，名张汶详，直认行刺不讳，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

　　9月3日，清廷立即谕旨：“情节重大，亟应严切根究”，“务将行刺缘由究出，不得含混奏结”。魁玉一日接到四道上谕，这才体会到个中滋味，仅仅告知“一味闪烁”，“语言颠倒”，“支离狡诈”既不能让朝廷满意，也不能屏止众口。果然，王公大臣纷纷议奏。给事中王书瑞奏道：督臣遇害，疆臣人人自危，其中有牵掣窒疑之处，应派亲信大臣彻底根究，勿使稍有隐饰。5日，清廷再下谕令：“惟以兼圻重臣，督署要地，竟有不法凶徒潜入署中，白昼行刺，断非该犯一人挟仇逞凶，已可概见。现在该犯尚无确供，亟须彻底根究。著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同魁玉督饬司道各员，将该犯设法熬审，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奏明办理，不得稍有含混。”清廷一开始就意识到此案的严重性，现在又怀疑非张汶详一人所为，因此口气越来越严厉。

　　18日，清廷又下谕旨：“张汶详行刺督臣一案，断非该犯一人逞忿行凶，必应彻底研鞫，严究主使，尽法惩办。现审情形若何？魁玉此次摺内并未提及。前已明降谕旨，令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同审办。即著该漕督迅速赴审，弗稍迟延。魁玉亦当督饬司道等官，详细审讯，务得确供，不得以等候张之万为辞，稍形松懈，此事案情重大，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也。”清廷明确提出“严究主使”，从而抓住了本案的症结。对魁玉审案，似乎不耐烦了，字里行间充满了斥责，态度更加严厉。24日，魁玉带着几分委屈，几分无奈，几分惶恐，再次奏陈：伏思前督臣马新贻被刺一案，案情重大，张汶详刁狡异常，奴才督饬司道昼夜研审。张汶详自知罪大恶极，必遭极刑，所供各情一味支离。讯其行刺缘由，则坚称既已拼命做事，甘受碎剐。如果用刑过久，又恐凶犯仓瘁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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