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是了解情况，配合地方党发动群众。接着于12月中旬，一二九师制定了“路东计划”，又派孙继先、胥光义带30多名营连干部，组成挺进队，进入冀南平汉路以东的任县、隆平、尧山等地活动。队伍很快发展到三四百人，并且将部分农民和收编的地方武装，组成了两个游击支队。1938年1月初，徐向前和张浩向朱德、彭德怀、刘伯承提出：“我们重要的是发动人民，使地方武装与敌对峙持久。

　　还在1938年10月下旬，徐向前就在南宫召集了营以上干部会议。他在动员报告中，要求各部队在困难环境下坚持游击，保卫冀南根据地，在八路军处于暂时劣势的情况下，要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他提出了如下反“扫荡”措施：(一)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做好物资准备。(二)采用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三)分散作战、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会躲会藏会打，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四)坚决镇压汉奸，警惕国民党制造摩擦，防止新编杂色武装倒戈等。会后由行政主任公署下达了紧急动员令。

　　日军对冀南的第一次“扫荡”是从1938年11月15日开始的。出动的兵力有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及一一四旅团各一部约3700多人，先后占领了隆平、故城、武城、恩县、高唐、夏津、南宫、临清等县城。鲁西北之东阿日军300多人攻占聊城，范筑先先生以及姚第鸿、张郁光壮烈殉国。冀南军民按照徐向前确定的方针，空舍清野，化整为零，活跃在广大平原乡村中打击敌人。徐向前率指挥机关主要活动在南宫以南、威县以北、清河以西、广宗以东地带。历时16天，反“扫荡”结束。军民协力共作战28次，毙俘敌伪600余人，迫使日军撤出了冀南中心区。

　　这次反“扫荡”，虽然迫使日军撤出冀南中心区，但宁晋、永年、故城、恩县、高唐、聊城等则为敌所占，形成由东南西三面包围冀南中心区的态势。徐向前估计到，这个形势意味着日军很快要来第二次更大的“扫荡”。

　　果然，1939年1月，日军更大的“扫荡”开始了。距前次结束时间仅仅一个月。这次“扫荡”，日军动用3万多人的兵力，分11路向冀南中心区进攻，企图消灭或驱逐冀南八路军，控制冀南枢纽地带。这时刘伯承、邓小平均在南宫，他们认为“目前冀南整个局面正处严重关头”，商定采取“先溃后收拾”的方针。即让出主要的县城、据点，避实击虚，经过一段消耗敌人的时间，再转入反攻。他们将冀南和进入山东的部队分成5个战斗集团，“完全以游击姿势，分区活动，在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则下，经常以小部队保持与敌接触，但不放松有利时机消灭敌人”。

　　“扫荡”日军分东西两线出动，采取稳步推进战术，向八路军压来。2月份即占领了大部县城，接着又进一步控制乡村要点，压缩八路军回旋余地，使冀南军民陷入极端困难之中。但是，冀南军民在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的指挥下，不失时机地打击敌人，日军每占一地都要付出相当代价。由隆平进攻邢家湾的日军，中途受到阻击，40华里3天方到，伤亡百余人。平乡日军东犯广宗、威县，半月没有达到目的。曲周日军步骑百余进占安儿寨，全被消灭。宁晋日军进占大杨庄，遭八路军夜袭，200余人全部丧生。在香城固地方日军步骑200余、汽车9辆，全部被歼灭。从德州往临清沿河行驶的日军汽船9只，被击沉1只，30多人毙命……

　　后来，日军又以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为重点，反复“扫荡”。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率主力转入豫北，经南乐、清丰、濮阳，直至滑县、淇县一带。3月间，太行山区吃紧。刘、邓率主力一部返回太行，徐向前和刘志坚率一部兵力重新回到冀南中心区南宫、威县、清河一带，指挥军民继续进行反“扫荡”作战，至5月间，前后大小战斗达400多次，杀伤敌伪军5000多人，坚持了冀南平原根据地。

　　一年前，毛泽东曾说：“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①。冀南的实践表明：是可以的！那么，取得这一成功的关键在哪里呢？宋任穷在总结冀南5个月艰苦游击战争的经验时说：“造成‘人山’，支持平原游击战争，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民众的帮助，平原游击战争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这和徐向前初到冀南时提出的在平原地创造“人山”的战略思想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