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丰所管理的博时精选股票基金总量有270亿，在公司里排名第4，最大的基金总量是350亿。这个带领270亿资产在股市冲锋陷阵一年的人，在他的同事眼中丝毫没有出奇之处，而且平时不太说话。秘书想了半天，说:“大家一起活动的时候，陈丰是猜谜语最快的那个人。”

　　一切都和想象不同。

　　作为中国最大的基金公司，博时基金管理公司位于深圳招商银行大厦的办公室看外表很是气派，可是基金经理们的办公桌非常局促，和任何一家公司的普通白领办公环境没什么两样。

　　陈丰的办公桌上贴着索罗斯的黑白照片，还有一张黑白的孩子的脸，都是从报纸上草草裁剪下来的。他笑着说:是前面人留下的，不是他裁剪的。

　　陈丰在他老家的同学眼中，生活是很乏味的。老家的同学们大多拥有自己的小企业，三天两头聚会，一桌饭菜没有低于2000元的。他这种每天和人讨论经济变化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没什么吸引力。

　　陈丰属于问一句答一句的类型，在他看来，自己这270亿元投资到全国30万亿元的资本市场中，“就像海洋里的一滴水，没什么骄傲的”。

　　他是浙江台州人，有浙江人典型的聪明、温和的面容，只有慢慢交谈，才能发现，2007年对基金经理影响深远。每个人经历了复杂的外部变化，和更为微妙的内心世界的变化。

　　3月，疯狂扩展的基金总量

　　陈丰的部门同事李权胜在2007年初就开始体会“基金不用主动去卖”的优越感，这种感觉和以往年份的情况截然不同，“以往订会场去鼓动普通人认购基金，一个偌大的会场可能只来20多人”。

　　而今年开始，订800人的会场，来的有2000多人，拥挤着，满脸都是渴望。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开设有类似“基金课堂”这样的讲座，在全国各地举行，一年有1000多场次，目的就在于给普通投资者普及基金常识。陈丰还记得几年前去湖南销售和做讲座的场景:“整整一个月，就卖掉了800万基金。”还有人跑到他们的柜台前一本正经地问:为什么卖基金不去超市？

　　想起那时，陈丰大笑:“他们大概把基金当成鸡精了。”今年到各地去做讲座，来听讲座的庞大人群令他震惊。在北京做讲座时，很多听众是初次接触到基金的老人，他们抱着孙子来到会场，问陈丰一些最初级的问题:什么是基金?1块钱和3块钱的基金哪个好?最关心的是自己如果购买基金，能翻几番。也有成熟的“基民”，他们告诉陈丰，自己买陈丰所管理的基金已经有几年历史，仍然一直持有着，“我很惊喜，对他们说谢谢”。

　　陈丰总的宗旨是，讲清楚基金也是一项投资，而投资必定有风险。但是2007年，中国人已经主动完成了投资启蒙，基金总量在突飞猛进地扩大，博时精选股票型基金从几十亿元跃进成为几百亿元的大基金。

　　与此同时，基金的代销机构也转变了风格，李权胜还记得，以往到各地去销售基金，出门前都要做好预算，请代销机构吃饭要多少钱，媒体宣传费用要多少钱，“今天完全颠倒过来”。代销的各家银行主动找上门来，“今年的销售太好了，他们可以挣不少的钱”。

　　陈丰觉得，2006年中国人的投资热情已经被鼓动起来，今年是持续增长年。他所有的高中同学，“一个不漏”，全部给他打过电话，询问应该往什么方向投资。

　　而随着陈丰所管理的基金总量的扩大，“视野也不一样了”。尤其在和境外的基金公司做接触的过程中，感觉尤其明显。前两年接触到台湾地区基金公司的老总，说自己的公司管理1000亿元的基金总量，“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数字”。可是内地旺盛的投资热情，使今年的博时基金总量已经是2500多亿元了。陈丰的基金在它们公司总量中排名第4，就有270多亿元。

　　前些天有个美国人到中国来，说他有笔钱准备投资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开始大家还很有兴趣，几个基金经理一起去，对他宣传各自基金的特点。讲了半天才知道，那美国人总共只有1亿美元的投资，其中只有2%准备投放到中国市场。大家面面相觑”。在今天中国的基金经理眼中，几千万元投资数额确实太小，“以往去加拿大的基金公司考察，那里管理上百亿元的基金经理只有几个，现在我们公司管理上百亿元的基金经理不比他们少”。

　　2007年4月，他所管理的基金总量来了一波涨潮，5月30日股票指数暴跌后，小市值股票的地面使基金申购再度升温，9月份开始，部分大盘蓝筹股的走强使得基金申购短期内持续升温，11月份，不得不停售了一段他所管理的博时精选股票基金，“防止盲目升温”。陈丰始终觉得，要对市场上那些抱着孙子来听基金讲座的人负责，“告诉他们这是有风险的，你必须有抵抗风险的能力才能加入到基金人群中”。

　　4月，“唐建事件”与外界的诱惑

　　4月中旬，上海某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唐建建“老鼠仓”的事情被媒体报道，陈丰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唐建会做这么没有脑筋的事情。”全国只有200多名基金经理，都是一个圈子的，所以有点风吹草动，消息传得很快。更何况唐建是他多年前在申银万国的同事。

　　尽管作为公司行为，陈丰不能去议论别的基金公司，但是作为曾经的同事，他还是可惜。“那时候就觉得他有点夸张，我们那时候刚工作，唐建就办了一张要交几千元年费的卡。”而所谓建“老鼠仓”，在陈丰这样成熟的基金经理看来，既没有职业操守，又很愚笨，属于得不偿失的行为。“建老鼠仓一定要联合外面的私募基金，否则总量不大，每次也就赚个几万元。”而唐建联络外面的私募基金胆子很大，常常是周六叫上一批人去酒吧，甚至有几次用公司电话打给外面，“要知道，正规的基金公司监管严密，所有电话全部有录音”。

　　陈丰回家和妻子讨论这件事，唐建是湖南人，陈丰的妻子也是湖南人，妻子听了发表评论:“简直是丢湖南人的脸。”

　　像唐建这样私下的偷偷摸摸对陈丰毫无诱惑力，但是，上半年股票市场的旺盛态势，也确实使陈丰周围的一些朋友，尤其是私募基金经理发了财，“有可能那私募基金只有10亿元，但是以上半年的股票市场看，赚上1亿元不是问题”。那些私募基金经理到手就有几千万元，相当于陈丰他们年收入的几十倍。

　　这种诱惑力还是很大，上半年，陈丰经常听见从前的朋友从大基金公司出去做私募的消息，但对他而言，这种诱惑力最终不敌他在大基金公司工作的成就感。管理博时精选股票这样的大基金，总量大，股票配置充分，而最关键的是:确定股票和基金配置时，你面对的是全国各地各行业的几百名经济学的精英，“私募基金没有这样的平台”。

　　陈丰要选择某个股票前，首先要和这行业的分析师了解情况，“全是中国最好的分析师，我再根据他的分析做出自己判断”。然后和高盛这样一流的国际机构的专家进行讨论，购买他们的分析报告，自己的研究员也拿出各种观点，最后还要去打算购买的那家上市公司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我们在决定购买某股票前，很可能已经和中国最优秀的关心这股票的几百名学者讨论过了，完全不能和市场上那些股神比较”。在他看来，即使是所谓“股神”，个人的分析系统也抵不过基金经理这样庞大而专业的队伍，“他们最多是有点内部消息”。

　　这点也是做私募基金经理所无法达到的。“到底平台小多了。”陈丰觉得，在大基金公司做基金经理，“关键是，你可以和好的学者不断做研究做分析，把中国的经济问题弄清楚”。他喜欢这种研究的感觉。

　　李权胜发现，今年5月30日股票市场大跌后，不少谨慎的私募基金经理开始空仓，甚至下半年一直处于空仓状态，上班时间很有可能是坐在那里打牌，“比我们的状态悠闲多了”。可是，这样的悠闲状态是陈丰所拒绝的，他说:“长此下去，完全会被抛弃出优秀的基金经理队伍，我不愿意做这样的选择。”

　　另外，做私募基金经理风险更高，陈丰的朋友去做私募基金经理，把客户的钱赔了，碰巧这客户又和私募经理是好朋友关系，“朋友好几天都不能睡觉，想来想去，拿自己的钱赔偿给了客户”。那种压力，也不是陈丰愿意承受的。

　　境外的基金公司也在国内扩展，但那也不是陈丰愿意去的地方。海外基金公司在全球投资，面对世界金融市场，所以分工更细致，“他们那里有分析全球市场投放的，也有分析某个国家政治经济情况的”。肯定视野更开阔，但是另一方面，分工专业化，也使各个岗位的人只能知道自己那块的情况，没有通盘考虑。而中国的基金公司起步不长，所以基金经理要做更多的事情，“我喜欢这种统领全盘的感觉”。

　　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陈丰就到基金公司做研究员，专门分析各种股票。当时，他分析的成果不一定会被基金经理采用。“那时候就想做基金经理，做了基金经理才有决定权。”2003年，他如愿以偿成为博时精选股票的基金经理，所以更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

　　8月，资本市场上的“罗生门”

　　尽管每决定购买一只股票时都要面对众多的学者专家，而且前期已经做好详尽的分析报告，但是陈丰还是很重视“临门一脚”，就是购买前去上市企业实地考察。前些年的上市企业监管还不严密，他去甘肃考察某淀粉生产的上市公司，看见企业规模宏大的机器全部不开工，当地管理者告诉他那是休息日。回来才知道当地根本就没开工生产，而且陆续把机器卖了。“所以现在去实地考察，不仅和高管了解情况，还要去下面亲自看看。”

　　为了买一个煤炭生产企业的股票，陈丰自己去矿井下考察。分析师所提供的数据表明，该矿能扩大生产，满足近年对煤炭的需求，“我自己去开采面观察，发现短期内扩大生产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回来就否定了最初的分析报告”。

　　今年8月，为了购买一家造船公司的股票，陈丰去外高桥的造船厂考察，“到了那里才发现，中国的造船工业已经很发达了，从前总以为还是靠船坞数量决定造船速度，后来发现是我自己的观念落后，现在已经可以在陆地上组装，到船坞只是最后安装”。因为受了现场观感的振奋，做出买股票的决定的时候，陈丰很愉快。

　　也有上市公司的高管为了自己利益而故意欺骗基金经理，陈丰就碰见过，“第一次调研后了解的情况，第二次开发调研后发现完全对不起来”。这样的上市公司打了一次交道后，不会再打交道，“现在同行业上市企业越来越多，所以很容易把各家情况进行综合比较。不像以前没办法”。现在，陈丰常常约见的上市公司的高管就有20多个，“像我重点投资的公司的高管，几乎两个月就要见一次面”。

　　尽管每天都和各路人等讨论不停，但是陈丰还是觉得，资本市场上的很多东西都像“罗生门”，各人有各人的描绘方式，没人能轻易做出判断。最高明的研究员也有犯错误的时刻，“用机械的理论去探讨市场，永远会有偏差。而且江湖之上，能人多着呢”。

　　印象最深的是去一家四川的上市公司考察，坐在台下的董事长穿着普通，而且胡子拉碴，“要是在哪个硬卧车厢里看见，肯定觉得他是一老工人”。结果台上的总经理一个问题回答得不好，“我看见那董事长眼睛里光线一闪，上台后精辟地发表了一通言论，在座的个个心悦诚服。”这就看得出水平的高低，“真是人不可貌相”。

　　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无数变化，许多变化不是靠经济理论和分析就能解释的。他家乡有家点焊条厂，虽然是个小厂，但是很早就加入了国际质量认证体系，“按照经济分析家的观点，随着钢材涨价，这种企业肯定面临亏损。可是它的效益还是不断翻番。”陈丰回老家的时候，忍不住去考察了这家不是上市企业的工厂，“老总告诉我，钢材涨价对他们没影响，钢材涨价他们涨价更厉害，可是去广交会上一次，照样有10多个外商跟着回浙江来购买他们的产品。”而这样的情形，“用理论框架怎么都解释不了”。

　　所以，陈丰日常教育自己的就是不能有偏见，作为一个有60多种股票配置的庞大基金，“对各种行业都不能有偏见”。从前他对石化行业有偏见，“总觉得它的股票长不起来。可是后来我的研究员用事实教育了我，某个石化企业的股票短期内就涨价1元多”。每个人都对自己所分析的行业，自己所研究的股票有个结论，“我现在面对专家的时候，要求他们不要给我结论，要给我框架，我看解释框架是否合理”。

　　讨论黄金行业时，有个分析师对他说，黄金行业的某家上市企业的股票肯定会长，“因为另外两家已经长起来了。我就很生气，对他说，你怎么逻辑这么简单?另外两家的高股价莫非就是合理的?”这分析师平时和他关系很好，他也没留面子。哪怕得出相同的结论，陈丰也要求分析师和研究员们拿出合理的解释系统，在他看来，这才是做研究的基本态度。

　　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将基金经理们分成“价值组”，“成长组”和“综合组”，各人根据自己对股票市场的判断加入不同的组别。所谓成长组就是特别看好一些行业，哪怕是股票价格很高也敢于买进的，而价值组则基本购买股价较低的股票，投资更谨慎。以陈丰对中国经济的这种乐观，当然是价值组的成员。“做久了发现，成长组的人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是乐观的。”陈丰开了个玩笑。

　　11月，压力

　　作为股票型基金的经理，陈丰每天面对变化多端的股票市场，“不可能哪天不关心”。今年在俄罗斯旅游的时候，股市开盘他还在那里赶不回来，“在那里用手机上网，一点不敢遗漏”。股市的波动随时会影响到自己基金的收益，他们公司还好，有的基金公司实行对基金经理的季度考核，每次排名末尾的几个基金经理会调整他们管理的基金。“本来管几百亿的，转成管理几十亿的，最后有可能转成管理几个亿的。”甚至最后走人。

　　基金经理睡不好觉是最正常的，“因为时刻处于收益多少的焦虑中”。陈丰被他的同事们评说为“最没有压力的”，“他做出买进卖出的决断特别快，有种他特有的利索劲”。

　　可是，今年11月，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相继出台时，陈丰还是感觉压力巨大。“政策刚出台你就必须拿出自己的判断，而且这判断必须在几天之内形成”。今年11月，从紧货币政策，第二套房的贷款政策相继出台，“第一天出台，第二天你就要拿出基本判断”。陈丰平时喜欢的是在电脑上下棋，特别能排解压力，“那时候再怎么下棋也没有用处了”。只能和一个个的行业的分析师沟通，例如房贷政策出台时，“先和上市公司的地产高管连夜沟通，马上又找银行信贷部门的人，看看情况变化”。晚上完全没时间休息。

　　大方向判断拿出后，还要看这几天的变化，做基金经理的基本功就是要面对一切变化。“你的解释框架刚刚形成，而且貌似很完美的解释框架，很可能一个小变化让你得推倒重来。”所以很劳累——“你就得不断调整自己的解释框架。”为此，陈丰特别喜欢看历史书，理由极其特别，“那里面的事情是没有变化的”。

　　可是他并不向往安静的世界，“我看过一本书分析人的喜好，有的喜欢钱，有的喜欢名声，有人喜欢做研究，我就是一个喜欢做研究的人，要是能把中国的经济分析清楚了，把自己不懂的东西弄懂了，有自己基本的分析框架，就会有特别的成就感”。

　　这种不断的研究癖好，让陈丰今年所掌管的270亿元基金表现不错，肯定能进今年中国基金总排名的前10位。“收入还没到手，没有想象那么高，也就100多万元。”陈丰坚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白领，每年几十万元的房屋贷款还没还完。同事中唯一有个奢侈小爱好的人酷爱潜水，“相比之下，我的爱好大多是不怎么花钱的那种”。为了这些，家乡的同学们总是嘲笑他，“他们可能确实觉得，没有名车，没有豪宅的生活没什么趣味”。不过，最近他们拿陈丰和一个当公务员的同学进行比较，觉得那个同学的生活更没意思，“现在他们已经转方向去嘲笑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