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科学依据的“四季养生”最有可能成为“再造病”的温床

　　★本刊记者/方玄昌陈晓舒(文)

　　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在《中国新闻周刊》与新浪网联合所做的题为“你怎么看待保健和养生方面的书籍？”的问卷调查中，总共有1436人参与调查，对这类书表示“完全没兴趣”的仅有250人，占到总数的17.63%；余者均表示看过、或有意观看这类书籍，其中有7.33%、即104人表示“对这些书本作者很了解，买了好几套这类书”。

　　对于中西医的看法，接受调查者有71.23%(1010人)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中医在保健养生方面胜过西医”，另有11.78%(167人)认为“中医理论博大精深，西医治标不治本”，而认为“现代医学产生后，中医已经落伍”以及“中医理论太玄，对它半信半疑”的人，分别占到8.53%和8.46%。

　　这类书籍几乎无一例外地打着中医的旗号，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出版商的确是找准了市场。

　　“我们生不起病”

　　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纪小龙从一个职业医生的角度谈了这类书如此受欢迎的原因：

　　中国社会在发展，当衣食住行这些基本保证没有困难后，普通百姓一定开始关注健康问题；

　　目前的中国医疗保障问题没有解决，导致人们贫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疾病；

　　现代医学在目前还远没有那么成熟，医学可以解决的疾病问题大约只有1/3，剩下的2/3甚至是医学无法触及的、束手无策的。

　　来自福建的林清老人的故事典型地反映了纪小龙提到的这三点原因。

　　“每天早晨要喝一杯蜂蜜，要多吃红薯。”林清俨然成为了晚辈们的健康导师。而他津津乐道的养生理论，最早只有老年学校的专家讲座这一单一来源，到现在，林老称自己是“博览群书”。

　　林清退休之前，从事的是法律职业，现在书架上的法学书籍已经“退居二线”，取而代之的是各派各系、花样繁多的保健书。“这些书，有的是讲座的专家推荐，拿到学校来卖的，更多的是我自己到书店买的。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关注这个，看身边身体好的朋友，多少都会有点保健的知识，也是在他们的带动下开始学的。”

　　林清现在最遗憾的莫过于没有更早重视保健，“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只知道工作，哪有这些保健书，要是早知道这些东西，调理好了，现在也不会老生病。”

　　尽管许多保健书的观点相冲突，但林清称，各有各的效果。他告诉记者：“养总比治好，现在最害怕生病，一次两次还好，天天往医院跑，最拖累的是儿女。看个病可烧钱了，医生就喜欢开一些新药特药，医保还管不了，吃一次两次还行，天天吃可吃不起。”林说。

　　因此，除非急病，林清并不愿意上医院，去药店买些传统药，更多的是自己熬中草药。

　　而这些调养的药方子，就是从各种保健书中学来的。对林清来说，这些调养方法简单易学，配药的材料也既便宜又常见。至于调养方法是否有效，林老说：“这得试过后才知道。久病成良医，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有一套自己的保健经。”

　　有效吗？“感觉有效！”

　　这些书长久畅销，并且很多读者都买了不止一套，甚至这类书的出版商都有买好多套送人的，是不是因为它们真的给读者带来了健康效益呢？

　　接受本刊问卷调查的养生类书读者中有8.01%表示“坚持按照书本要求去做，效果明显”，过半数的人(52.79%)选择“觉得有点道理，但没试过”，31.61%的人选择“试过，好像有点效果”。

　　中南大学研究科学哲学史的张功耀教授表示，造成这些书“效果明显”“好像有点效果”“觉得有点道理”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公众长久坚持的一种错误的因果观念。

　　“中医直到现在还拒绝接受全世界通行的评价医疗过程是否有效的‘双盲’方法。循证医学一再证明，一个治疗过程与一个紧随其后的康复过程，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比如说，一个病人，先吃西药，再吃中药，都没有好，最后找巫婆神汉划水喝，结果好了。中国人很容易就相信，这个患者的病是巫婆神汉给治好的。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食品安全与营养学家何计国也表示，这类书本以中医为依据，而其理论没有接受严格检验，有一些甚至很荒唐，却已经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影响。

　　“就有学校跟我反映，有学生家长来找学校领导，声称学校给学生的配餐不符合这些保健养生类书籍的观点，搭配的一些菜肴存在‘相克’问题。而根据这类书籍的观点，几乎就没有什么可吃的了，学校因此极为头痛。”何计国说。

　　张功耀再次举出那个著名的“人参是大补之王”的证明过程，说明中国公众以“跟着感觉走”的方式判断“有效”式的思维：

　　正面的论证是：“人参是大补之王，我吃了人参以后，昨晚睡得特别好。”

　　反面的论证是：“人参是大补之王，我吃了人参以后，补得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

　　于是，“人参是大补之王”可以在感性层面得到100%“有效”的证明。

　　本刊的问卷调查印证了张功耀所分析的这种现象：关于中医理论中的人体经络，有53%的养生保健类书本读者选择“相信它的存在，但我自己感觉不到”，另有32.17%的人表示“经络很神奇，我自己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认为经络“纯属子虚乌有”的人仅占7.65%。

　　来自海南、现在北京工作的竺付阁就是“我自己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的读者之一，他几乎把林光常系列、“刘太医”系列以及中里巴人、吴清忠等人的书全买齐了。“我觉得自己已经感觉到了经络的存在，要不，怎么会在静坐之后感到手指发麻、腿脚发胀、特别地重呢？”

　　张功耀：“治未病”未必无害

　　更多的人会认为按照这些“保健”的法门去行事“至少不会有害”。专家认为，实际上这可能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上文提到的林清就有过尝试失败的时候。去年，他按照保健书中介绍的方法用牛尾巴入药来滋补身体，结果血压和胆固醇一同升高(编者注：实际上这也未必是牛尾巴入药的结果)。

　　但林清并不认为保健书是错的，他说，保健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方法并不一定对所有人适用。

　　林清的女儿说，平时看父亲按照保健书的介绍熬一些中草药其实心里特没底，不确定这些药是否有副作用。因此，她也只能鼓励父亲多看一些比较权威的保健书，以免偏听偏信。

　　而在张功耀看来，寄希望于以中医理论作为基础的这类书籍是不明智的。“中医不是经验医学。经验医学的特点是不断来自经验，又不断还原经验，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医学方法要在经验过程中不断地得到纠谬和提升。”

　　张功耀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写《黄帝内经》的作者是医生；而写《伤寒论》的张仲景和写《针灸甲乙经》的皇甫谧，明显不是医生。写《本草纲目》的李时珍，迄今为止只能证明他是一个医学著作家，他作为医生的经历至今不明确。“诸如此类，怎么可以说这些著作是经验的总结呢？尽管这样，中国的中医师却至今依然把这些不是医生写的医学著作奉为不可更改的教条。不厌其烦地在这些既没有观察依据、更没有实验依据的故纸堆中兜圈子。”

　　另外，张功耀不认为这些书籍中强调的“治未病”是有益的。“在所有的疾病当中，大约有一半会自己痊愈、缓解或有益。一个可以自愈的疾病，你不治它可能会自愈。但如果你盲目地去治它，就可能会再造一个病。实际上，任何盲目的治疗都可能导致‘再造病’。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有许多医生漠视了这种再造病的潜在风险。其中，中医‘治未病’对这种风险的漠视是最严重的。”

　　张功耀举了一个例子：中国不少地方用葛根煲汤或文火煮粥来“养生”，自认为这样会对改善“脾胃虚弱”有益。还有一些“中医养生专家”甚至鼓吹用葛根为少女丰胸。这些都是很盲目的。据中国医生观察，葛根具有损伤胃黏膜的副作用。这意味着它不但不能有益脾胃，反而还会损伤脾胃。另据日本医生观察，葛根汤可引起丘疹。“可见，缺乏科学依据的‘四季养生’最有可能成为‘再造病’的温床。”★

　　袁钟：道教文化造就养生市场

　　中国的传统文化追求全能，对有限功能的科学失望后，人们开始重新回到故纸堆里去寻找答案

　　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自道教，它与佛教文化、基督文化很不一样。

　　典型的是对死亡的看法。基督徒相信人死亡后可以升天，佛教徒认为人死亡后可以轮回，而道教却强调“长生不老”。佛教认为人的生命有三个阶段：过去、现在和未来。而道教影响下的中国人是不谈未来的，他们强调无限地延长现在这种状态——也就是长生不死。同时，中国人对死亡会格外地迷茫和恐惧。

　　所以，中国人对长生不死有一个极大的追求。从秦始皇开始就寻求长生不死的药，此后每一代人，包括帝王将相，都在寻找一种能够维系人长生不死的“功夫”和药物，所以就出来很多炼丹师，寻找各种办法：祝由术、炼丹术、导引术、辟谷术、房中术、吐纳术等等。

　　有限功能与全能的冲突

　　在没有科学指引的古代，这些现象并不让人感到诧异。现在，科学产生了，在道教文化中繁衍下来的老百姓开始寄希望于利用科学手段来让自己长寿甚至长生不老，或者寻找一种包治百病的药物。

　　但他们不明白的是，科学不可能提供包治百病的药物，或者说，科学讲究的是一种有限的职能。具体到现代医学来说，它会存在诊断不清楚、疗效不满意等等问题，它与神学所要求的全知、全能、全善的无限职能不一样。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追求全能的，在医学上则反映为追求包治百病、长生不死。

　　对有限功能的科学失望，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回到故纸堆里去寻找答案。这样，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医，就很有市场。

　　在这个市场中，有时他们会把科学的一些结论肢解后加入进来，有时又强调自己跟科学对立，总之科学是他们需要的一种工具、一种佐料，其主体是中国的长生文化或者是养生文化。这样的做法很迎合大众的口味，他们很容易就做到：你即使相信科学(但并不很了解科学)，也还会相信我的东西；你不信科学，则更会相信我的东西。

　　“信则灵”

　　由于道教传统文化(讲究清净无为)的影响，中国人骨子里是一种适应自然的思维，而不是一种改造自然的思维。也因此，他们更愿意相信来自深山老林、来自自然、来自原始的东西，而不愿意相信和接受来自改造自然而获得的东西。强调来自天然，认为来自天然的东西副作用少。

　　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神，却有一种泛神思想，这就是相信所谓“气”的无处不在。每天早上，天坛公园都有很多人在那，把身体往老树上蹭，他们希望老树上的“气”能够转到自己身上。这是一种原始的所谓“接触巫术”。接触巫术、交感巫术等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中国人因此总宁可相信某种神秘力量的存在，相信只要自己接触了这个自然神，就可以获得力量。对经络的认识也是如此。这些养生方面的书，只要往这方面靠，总会很有市场。

　　如何看待这些东西的疗效？应该说，这类养生法可以起到一种信仰疗法的作用——这是巫术可以起到的作用，就是所谓的信则灵。医学需要一种信仰的作用。比如一个人去看病，面对一个老医生和一个年轻医生，有时他只要挂到了老医生的号，病就好了一半。具体到中医，我认为，中医养生讲究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讲究强身，但在预防疾病方面则是靠不住的。至于其具体的养生效果，是从来没有得到严格证明的——作为养生文化，可能也没有必要去严格验证。

　　“中体西用”思想依然

　　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一个特殊问题:科学是一种外来文化，它有时与中国文化会发生冲突。中国人对于科学，一直是敬畏、妒忌与抵触三种情绪并存。

　　张之洞当年提出的“中体西用”反映了这么一种心理：中国人始终不愿意接受外来文化的精髓，仅接受西方文化中实用的部分。

　　八国联军时期，北洋军阀会觉得枪炮是好东西，可以买来我用，但对于西方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大多数中国人从骨子里是排斥的。

　　我所在的协和医院也可以显著地反映这一点：作为一个早期的教会医院，其建筑是典型中国式的，但其中的内容则完全是美国化的；中国人对它是又爱又恨，对于它治病救人的能力中国人是接受的，但从义和团开始，中国人显然不愿意接受这种外来的基督文化。文革时有一本书，书名就叫《血泪斑斑旧协和》。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印度也一样，文化大国都有一种过于沉重的文化包袱。中国文化必须从自身内部经历一个涅的变化，然后才能复兴。

　　现在这种模式，它总是要跟西方进入的科学发生很多矛盾和冲突。这些打着中医旗号的保健类书籍，比以前那些用气功把肿瘤、结石之类的病灶“抓出来”的宣传进步了一些，但从实质上来说还是要你不相信现代科学，而把传统的那套“功夫”用一些新名词重新包装，让你接受。

　　相对于这些养生保健类书籍，严肃的科普读物在中国不太有市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科普作家不知道如何借助于传统文化来宣传科学。

　　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存在一个结合点？我们始终没有找到。

　　(袁钟，协和医大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