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呈三大良性发展趋势，同时也存在法治建设滞后、基础工作薄弱、界区监管不明等难点

　　

　　两位游客在油田采出水浇灌而成的生态湿地旁驻足观看(11月20日摄)。近年来，新疆克拉玛依市先后投入37亿元用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其中，治理工业污染的投入达到11.6亿元。目前，克拉玛依市95%的工业污染物都实现达标排放，获得“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称号。新华社记者何俊昌摄

　　[分析]记者在浙江、江苏、湖北等东中部省市调研时发现，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呈现出三大良性发展趋势：以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取代以往的污染末端控制，水污染控制从点源污染治理向流域和区域防治倾斜，运用市场化为主的综合手段发展环保产业。但同时，环保法治建设滞后、环保基础工作薄弱、边界地区成为污染重灾区等治理难点也日益彰显，成为提高我国环境保护整体水平的最大制约因素。

　　-环保工作呈三大良性发展趋势

　　趋势一：越来越多的企业以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取代以前的污染末端控制。

　　在生产线的末端增加污水处理设备处理污染是许多企业过去唯一的环保手段，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从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中尝到节约成本的甜头，开始从源头和生产工艺全过程控制污染。

　　在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正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循环经济来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至2006年，浙江规模以上企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0.2%，循环经济已成为浙江工业中增长最快的行业。

　　日前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循环经济试点工作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透露，我国的循环经济工作力度明显加大，与发展循环经济有关的配套法规也在紧张制定中，《废弃电子电器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即将颁布，《循环经济法》预计将于2008年2月颁布。此外，北京、上海、山东、重庆、深圳等17个省市制定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决定。

　　趋势二：水污染控制正从点源污染治理向流域和区域防治倾斜。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不再局限于点源治理，而是从整个流域或区域的角度出发，审视辖区内的生态环境，环保工作的视角和范围正在不断扩大。

　　南江是流经东阳市的重点河流，按照流域防治的要求，东阳市有关部门摸清沿江排污源，对一些重点排污企业实施强制性搬迁，因为这些企业尽管排放达标，但终究还是属于排污企业，南江的生态环境已不堪重负。原东阳市市委书记蒋永志说：“流域和区域防治理念要求我们追求的不再仅仅是企业的达标排放，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工艺的改进，在整个流域或区域的范围内尽量缩减排污。”

　　浙江湖州市环保局局长周建明说，由发展改革委和环保总局等部委牵头的《太湖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中，这一轮治理同以往最大的区别是沿湖各省市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治理的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太湖一域，而是包括所有最终汇入太湖的内河、内江，“从点源污染治理向流域、区域防治倾斜是这一轮治理的最大进步！”

　　趋势三：运用市场化为主的综合手段发展环境保护产业。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为了摆脱政府环保投资不足的困境，近年来，浙江省开始拓宽投融资渠道，引导民间资金投向环保产业，在嘉兴秀洲区，分别由民资和外资投资建设了洪合镇污水处理厂和嘉兴洁琪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洪合镇污水处理厂总投资3000多万元，日处理污水能力2.5万吨，对区块内19家染色企业进行污水处理。在该区的王江泾镇与江苏交界，当地政府引进外资288万美元，成立嘉兴洁琪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该区域30平方公里的工业污水处理。

　　全国首个排污权交易中心日前在浙江嘉兴市挂牌，以后企业的排污权就像“土地”一样能在二级市场自由交易。近年来，浙江嘉兴市和江苏南通市尝试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手段，发挥了企业治污的积极性。排污权如今在嘉兴已成为抢手的资源。所谓排污权交易，就是把排放污染物的权利拿到市场上去公开买卖。嘉兴市规定今后不再新批排污指标，新建企业要获得排污许可，只能通过“盘活”老企业超额削减的这部分排污量，进行有偿转让得来。嘉兴市环保局副局长朱军说：“排污权交易将大大刺激老企业减排的积极性，因为他们可以把减排下来的指标卖给新企业。”

　　-三大环境治理难点尚待破解

　　在采访中，一些基层环保人士和专家认为，当前我国环保事业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在推进过程中，尚面临三大环境治理难点，当务之急是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积极应对，从能改的改起，能抓的抓起。

　　难点一：环保法治建设滞后、“两高一低”矛盾突出。

　　基层的环保干部和专家认为，污染防治立法和执法落后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是造成企业短视行为的根源，不少地方违法排污行为屡禁不止，结果是守法者经济上吃亏，违法者经济上占便宜，不支出和负担污染防治费用，形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目前环保法治还普遍存在“两高一低”怪现象，即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浙江省环保局建设处处长王以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企业违法排放污水一次，环保局顶多罚10万元，但执行的周期需要四五个月，因为企业要申请行政复议，要到法院起诉，在这四五个月里，企业依旧可以超标排放，而且环保局‘一事不能再罚’，所以我们在执法中，许多企业就跟我们拖，跟我们耗，企业的违法成本实在是太低了。”

　　浙江省一地方环保局曾去一家污染企业执法，企业主气焰嚣张，当场扔出120万元现金，说“我把一年的罚款都给你，今年就不要来查了。”记者在基层采访时，一些基层环保局长向记者反映：“目前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力主要是罚款权和关停权。如果行使关停权，要经过市政府的批准，不仅手续麻烦，而且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行使罚款权，违法企业又不拿你当回事。企业会算账，365天，天天超标排污，即便是被查着了，也就罚几十万元，如果进行环保治理，光设备投入可能就是几百万元，还不包括环保设备的运行费用，你说企业会选择哪一种？”

　　难点二：环保基础工作薄弱，制约着监管部门的工作效率。

　　记者在浙江、湖北、江苏等省市采访时，环保部门普遍反映目前的环保基础性工作实在太薄弱，突出表现在缺人员、缺设备、缺技术、缺数据。

　　湖州市环保局局长周建明说：“环保部门缺编制，缺人手，这种情况全国都一样，我们市局包括两个分局总共只有89个人，一线执法人员只占20%，面对成千上万家企业，人手紧、任务重、监管范围广的矛盾非常突出。一些企业的管理台账混乱，比如污水处理装置的运行记录基本上都不完整，有些甚至是为了应付而伪造，致使环保部门数据核查困难重重，拿到的数据没有说服力。”

　　难点三：边界地区成为污染治理的最大难点。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县与县、市与市、省与省的交界地区往往成为污染的重灾区和监管盲区，并频频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如江苏与浙江、江苏与山东、浙江嵊州县与新昌县等交界处近年来都曾经发生过因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一些基层环保人士认为，污染重灾区也是责任模糊区，边界地区监管难度大、责任认定难、协调力度弱、信息传递慢，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致使这些地区成为污染治理的最大难点。

　　太湖是跨界湖泊，今年无锡蓝藻暴发事件后不久，11月底在浙江湖州再次发生太湖蓝藻侵入内河事件。一些基层环保干部告诉记者，太湖遭污非常清楚，但太湖被污染的责任，却十分模糊。太湖四周和太湖流域方方面面似乎都有责任，又似乎都没有责任。在太湖蓝藻暴发事件后，各方分析太湖污染原因，总结自己是如何重视太湖治污的，如何减排的，都讲得头头是道。却没有人去分析太湖污染的责任在谁，该谁负责任说不清。湖州市环保局局长周建明说：“太湖蓝藻暴发时间、地点上有偶然性，但偶然性中又有必然性，危机到来是必然的，多少年来周边地区往太湖里排污，都很起劲，说到治污，又推得一干二净，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形成治污合力。” (记者傅丕毅戴劲松)据新华社信息杭州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