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死扶伤比术前签字更紧要

　　焦点事件：

　　孕妇死亡——11月21日，因为丈夫肖志军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怀孕41周的李丽云抢救无效死亡。

　　两条人命就因为一个签字而消逝，是人心的冷漠，贫穷的悲凉，制度的缺失，还是医患间的不信任使然？显然，并非哪个单一的理由就能说得明白。也正是基于此，社会各方就此事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

　　按常理看，一个人的生命只应属于自己，可是一旦躺到了手术台上，似乎就再也由不得自己做主了。将手术权交与他人，同时也是将自己的生命的处置权付与了他人。权利同时也意味着责任，可是，此事中拥有权利的双方，丈夫和医院，却不约而同地在责任面前选择了退缩，这是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虽然，他们都有自己合理合法的原因，但无论怎样充足的理由，在两条生命面前，都显得无比苍白。

　　面对处于危难中的生命，医生选择救治应该是本能而必然的选择，不该因为其他任何原因而迟疑。可是冷冰冰的手术签字制度，却成为了一个堂而皇之的挡箭牌。身为丈夫的肖志军，面对妻儿的生命，本来是最不应该迟疑的一个，可他不合常理、近乎偏执的态度，又确实是那些与医院相比，明显处于信息不对称和极度弱势下的普通百姓在遭遇此类事件时的合理的条件反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医患双方信任关系的重建也非一日之功能达成。

　　在对此事轮番的评论中，不难看出，医疗制度、社会保障确有需要完善之处，但撇开这些宏大的叙事，直刺我们内心的是人道主义这一普世价值观在今天所遭遇的困境。今天，因为那些迟疑、自保、麻木、冷漠而逝去的是李丽云和她来不及出生的孩子，明天，有可能就是你、我、他中的任何一个。这与经济是否发达、制度是否健全、法制是否完备并没有必然联系。而价值观的重筑远比这三者要走的路长得多。(谭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