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性工作者在某种意义上讲同样是性革命的产物。”方刚说。 “男公关”，“业内”常用的说法，或简称为“公关”，或繁称为“公关先生”，或“先生”，民间的称谓中最具贬义的如“鸭”，中性的称谓在南方如“仔”，在北方如“少爷”，而在“青年性学者”方刚的博士论文中，则称之为“男性性工作者”。古代称为“男宠” 。　　

　　一些媒体将男性性工作者描写成形容枯槁的形象，而我所接触的男公关每个人都非常阳光、青春。申哥说：“鸭们都很会保养自己的” 　　

　　小姐坐台最低200元，出台800到1000元，包夜1200至1500元；男公关坐台500元起，出街2000元起，但也不乏1500元便出街的。

　　2007年7月4日，日本东京新宿，女性俱乐部“爱”的内部。这家俱乐部37年前开始营业，目标是满足女性顾客的需求。俱乐部的首次入场费是5000日元，但是在这里玩一晚上，开销最高可能达到几百万日元。男公关给女顾客带来开心和欢笑，促使她们购买饮料，当然，一些老主顾还会给心仪的男公关买礼物。

　　2006年4、5月，时为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方刚“卧底深圳一家夜总会”，对“男公关”进行接触式体验、调查，这是大众传媒的报道视角。而作为学者的他，更愿意将自己的行为称之为“社区考察”，目的是研究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气概。2007年6月，方的这篇题为《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概建构的质性研究》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共18万字。

　　长久以来，男性性工作者是黑夜里隐秘着的特殊群体。本报借助方刚的视角，勾勒出男性性工作者这一群体的图谱，呈现形形色色男性性工作者的生存处境。其中，他对这一特殊人群的观点，并不代表本报的立场。

　　2006年4月至5月，我在深圳市的FH夜总会，以“客房营销员”的身份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社区考察。YY，是我进入FH夜总会进行社区考察的“引路人”。在2005年年底，我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进行男性性工作者研究，寻求信息帮助”的启事，YY是较早与我联系的人。

　　曾经有过短暂的性产业从业经历，现为某外企高级职员的YY，利用他在深圳的各种资源，帮助我寻找可以进入考察的社区。在经历多次碰壁之后，终于获得了FH夜总会客房营销部经理申哥的许可，同意我以“客房营销员”的身份在他的部门里工作两个月。申哥，便是我进入所考察社区的“看门人”。

　　在申哥的建议下，我最后决定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这一真实身份和真实姓名进入社区。事实上，正如引路人富哥所说，“在深圳没有人关心别人的事”。我进入夜总会后没有人问及我的身份，只认为我是一个“来赚钱的”。这就是深圳的地区符号，更是夜总会这种社区普遍的思维方式。

　　中国历史上不乏“男宠”的记载，但男性性工作者作为一个行业的出现，则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特区，被申哥等业内人士认为是最先出现男性性工作者行业的城市，也是目前中国男性性工作者最集中的城市。

　　深圳的男性性工作者通常自称为“男公关”、“公关先生”或“仔”，所以本研究在谈及深圳的男性性工作者的时候，使用“男公关”这一称谓。

　　顾客

　　富哥是我接触到的最早在深圳从事过性工作的男性，据他讲，在1990年代中期，深圳的男公关已经成为一个行业。1998年，他当时工作的一家夜总会有20多名男公关，而另一家据说当时非常火爆的夜总会，里面及站街的就有六七十人。

　　男公关与小姐的比例，深圳业内人士说法是，小姐通常是男公关的二至三倍。申哥对我讲，深圳略大一些的夜总会才会有男公关，小姐则每家夜总会都有。有男公关的夜总会，多少有一些“背景”，但是，并非所有的“背景”都扯上“黑社会”。“陷得深的”(申哥语)，毕竟是少数。

　　深圳男公关的女顾客主要来自香港，其次是台湾。申哥说，只有约20%的女顾客是内地人。但我在北京的信息提供者说，他们的女顾客中，内地女性占到一多半。两地女客人均以四五十岁的居多，三十岁以下的和六十岁以上的都很少。

　　每到周末，会有许多香港女人专程来深圳的夜总会消费，这些女客人较多是香港社会的中下层收入者，如公司职员、政府公务员、小企业主等等。申哥说，香港的有钱人不会来深圳消费，而是在香港消费，或者去泰国和马来西亚玩。深圳的消费和香港比起来非常便宜，所以来的人多是为了省钱的。而女客人中的内地人，有企业主、经理人、二奶，在内地属于有钱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