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还有拎包的

　　为领导拎包绝对是中国特色。因为无论英语还是法语中都没有“拎包”这个词，这意味着西方语言里没有这个意思，生活中没有这个习惯。如果问及法国人他们领导有没有让人拎包的习惯，他们一定会反问为什么领导自己不拎包？就跟我们对他们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后，他们会反问愚公为什么不搬家一样！

　　在西方的“旧社会”，比如说在十九世纪前，他们主仆界限分明，王宫贵族出行前呼后拥，自己是不拿包的。可是到了现代社会，人们都是平等相待，尤其是西方政治进入民选的时代，无论政治家还是企业家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公文包都是自己拎着。

　　我与法国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有过数不清的大大小小会谈，观察到他们都自己拎包，自己从包里拿出笔记本并认真地做纪要。而中国的企业家只要有秘书随行，全是秘书拎包，秘书常常拎两个包——自己的和老板的。一手拎一个公文包的样子肯定怪异，所以中国商务代表团常常引来异样的目光。这让我想起《红岩》里的叛徒甫志高，就是因为西装革履却自己扛箱子，没有跟班，才招来国民党特务怀疑而被捕的。

　　另一个记忆犹新的画面是有关法国前总理朱佩的，在一次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他手里拎着一个超市的塑料袋。在几分钟的对话中，朱佩始终像去菜市场购物的老百姓一样坦然地拎着塑料袋，并没有叫随行人员替他拿着，而旁边的保镖和手下也没有一个人提醒他注意形象，更没有眼疾手快地将塑料袋拿下。

　　领导坐的是首席

　　领导经常要出席宴会。讲到宴会上的形式，那国人真是大有特色。一旦有领导应邀来吃饭，中国主人进屋后通常会确定一下哪里是主位，然后空着等待领导光临，无论多久也要虚位以待。假如碰上个低调的领导，官阶又不大的话，双方还会推让拉扯一番，最后总是领导拗不过主人的盛情，顺水推舟地坐到主位上，还不付账单。

　　法国人进屋后也会确定哪里是主位，然后站在那儿把酒聊天，等大家到来。人到齐了后他会当仁不让地坐在主位，而把领导安排在客人中显要的位置。西方人请客吃饭没有推让，没有拉扯，那是真正的客随主便，越高层次的人越是如此。这样一来，同级别的人一般不会因为座次闹别扭。这成了一个习惯，因为如果他自己设宴也会如此。所以那里没有“我是付账单的”说法。

　　在西方的宴请中，坐在首座的人一定是那个付钱的人，他会把领导和商界的人分配在他左右，以便两边都能照顾到。既然他花了钱又是他发出邀请，那他就得坐在明显的位置让来宾一眼就明白主持人是谁，至少让服务员知道应该找谁要钱！

　　在法国还有饭前尝酒的习惯，主人就是那个确定选什么酒、并惟一品尝酒的人，这几乎成为一种仪式，等他点头侍者才给大家到酒，而且一定是从女士们开始。男士们是排在女士后面被服务的，而最后被服务的则是坐主座的那个人。所以法国的侍者一开始就搞清了谁是付钱的人，事后会很隐蔽地将账单呈上，不会像国内的服务员一样拿着账单不知道找谁。

　　造成这种混乱的是我们自己的陋习，而且积重难返。在中国的宴会上，最先要给被奉为上宾的领导到酒，无论是男是女，分菜的时候也是先给他上，然后才是其他人的份儿。即便是高级饭店，国内女士也是被忽略的对象，无论怎么提示，服务员都记不住。

　　领导应该吃得最多

　　在和领导吃饭这件事上，中西方的差距很大。不得不承认，西方人在这点上做得比我们得体，吃得比我们健康，花钱没我们铺张。

　　比如，菜上来后，国内的习惯是领导不动筷子其他人就不吃，领导即便不在本桌，他不吃，本桌的人也不吃。而西方人不在乎领导吃还是不吃，他们无需谦让，会主动夹菜的。细心的读者可以观察到，在一个有几十张桌子的中西方人都参加的大型宴会上，领导讲话时先吃东西的，往往是平日里彬彬有礼的西方人。

　　西方人要敬酒的话，就提议大家共同举杯庆祝一件事；如果为了敬某个人，也请大家共同庆祝，很少人为领导干杯。不像我们每人都要敬领导一杯，别人反过来还要回敬，结果敬来敬去没完没了，菜也凉了。我的一个东北朋友告诉我，无论自己还是别人请客，一敬酒就忙得吃不上饭，敬酒的间歇还要琢磨下一个敬谁，不能忽略和冷落谁，常常一桌子菜剩在那里，但大家又都要面子，没有一个人打包。

　　有一次我和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代表团在巴黎跟法国人一起吃饭。在坐的中国人有好几个是地方分行的行长，随行的女士只是一个低级别的官员，又坐在不显要的位置。但那些优雅的法国侍者仍然从她那里开始上菜，我看了很有感触，心血来潮地说，在中国习惯上先给上菜的都得是领导。法国人听了若有所思，沉默了一下突然问我：那是不是根据官大官小上菜的分量也不一样？

　　这话翻译过去后满屋人哄堂大笑，那几个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行长也都笑出声来。

　　法国人的问题很合乎逻辑：既然中国的领导什么都优先，那他们自然该多吃些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