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科学决策和效率至上主义的项目，如果不能将利益相关人的民意纳入进去，肯定会遭到利益冲突者的不合作，甚至对抗。

　　去年，广州市决定在中山大道实行快速公共交通(BRT)试点，今年8月悄然开始施工，没想到在广州市引起了媒体和公共舆论的轩然大波。巨大的质疑之声让政府机构变得保守和神秘起来，广州市相关的政府机构对BRT问题变得噤若寒蝉。随后，广州市一副市长公开透露，BRT项目将力争在年底通车。这一消息更是打破了媒体的平静，各种评论和表态又露出水面，媒体的变化又迫使政府机构不得不正面面对这一问题。

　　官意：科学决策与效率至上

　　广州市政府通过了改善公共交通的纲领，很早就有引进BRT项目的意图，并通过较长时期的调查、设计，专门聘请国内外专家进行各个指标的论证，最终通过了方案。这一做法实际上是眼前比较普遍的方式，重大项目征求专家的意见，充分相信专家，利用科学的力量来保证重大项目的合理性和未来效益。这和以前拍脑袋决策完全不同，那时地方官员凭着一时冲动，没有科学论证而临时做出的随意决断，而现在的决策是遵守科学决策的原则，充分相信专家的知识论证作用，最终确定方案。这是广州市政府相关部门谨慎而严密态度的反映，也是政府决策进步的表现。

　　广州市政府为什么要在今年年内就争取建成通车呢？要知道直到今年8月还没有正式动工的迹象，短短几个月就能够将这样一个十几亿的大项目付诸实施，且顺利完成，这似乎太不可想象了。而这也正是社会质疑的地方之一。那么广州市做出这个决断所依据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官僚机构所遵循的另一个效率主义的原则。效率至上是当前很多地方尊崇的办事原则，尤其是官方机构更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办成最多的事项。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也不排斥政府希望在短时期内办好最多项目能够给他们带来鲜亮的政治绩效，为许多官员政治生涯增添政治资本。当前各个地方没有经过科学论证而仓促上马许多项目，就有政绩意识在推动。短暂的任期，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成绩，于是多干、快干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然而，为什么根据科学决策和效率至上主义这两大法则，来制定BRT项目的广州市相关主管部门害怕见媒体，不敢将项目相关信息公之于众呢？除了其他复杂的原因以外，至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有另外一条属于另一个重要群体的重要政策原则让这官方的政策逻辑显得缺乏说服力，不能让这些官员们理直气壮的面对媒体和社会。

　　民意：利益相关者的逻辑

　　这一原则就是反映民意的利益相关者的逻辑。媒体的大力报道和纷纷质疑实际上引起了一次非常大型的社会舆论，公众越来越关注这一项目，也纷纷对这一项目发表看法，因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威慑着官方机构。官方机构为什么不敢正面面对媒体的询问，而是躲躲闪闪，这恰恰是因为媒体背后反映的正是民意，是民意让官方机构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官方的原则首先是科学决策。科学决策貌似合理，请来知识丰富技能突出的专家来进行论证，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方案的科学性。但是，专家不是政客，他们总是坐在办公室，在电脑边，利用现代设备来进行科学设计，而很少进入社区，调查民意，了解社区的历史、文化、传统、环境等要素的复杂状况。即使有的项目聘请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专家组，但是，合理的项目并没有把不同社区的百姓利益纳入进去，而是按照科学设计的原则一厢情愿地制定了牵动全身的方案，这又怎么能面对各种复杂的现实需要呢？

　　效率至上主义的真实内涵是决策者的效率至上主义，因为重大项目的仓促上马和迅速实施总是离不开决策者的政治需要，而不完全是地方百姓的切身要求。总体效率让官员增加鲜亮的政治绩效，而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遥远的，也是没有切身利益的。老百姓关心的是工资是否涨了，物价是否涨了，出门的交通成本是否降低了，周围环境是否安全了。对BRT项目来说，他们关心的是是否对堵车有帮助，是否票价降了，是否乘车更方便了。可是，仓促上马的BRT是否能够注意到这些普通百姓的要求，总体效率至上是否能够保证他们的效率和效益？答案是否定的。

　　效率至上主义看起来很合理，用最快的时间办最多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效率至上背后掩盖了更重要的信息，即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忽视。许多为了追赶速度的项目，常常是以社会效益低下为代价，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效率至上的项目最终将代价转嫁到纳税人和普通百姓身上，这就是为什么百姓们并不领情的原因。

　　老百姓关心自己的利益没有错，他们就是利益至上主义者。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不就是为了帮助他们改变落后和贫穷的面貌，为他们创造更多的福利吗？政府如果真的要为他们带来福利，就不能不倾听他们的声音，不能忽视他们的切身要求，如果将政府的意志强加给民意，那么如何能说自己代表百姓利益呢？如果说政府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牺牲了少数人的利益，那么我们要知道，真正文明的政府恰恰是对少数人利益保护得最好的政府。如果为了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这又何谈公正呢？所以说，政府机构要建设公共项目不是自己设定一个公共利益的概念，而是切实地进入到民间，倾听民意，这里才蕴藏着真正的百姓利益。所谓科学决策和效率至上主义的项目，如果不能将利益相关人的民意纳入进去，肯定会遭到利益冲突者的不合作，甚至对抗。

　　公共事务的共治：构建公私伙伴关系

　　纵观围绕广州BRT项目的争论，我们不难发现，这一事件中蕴涵着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公共管理的两大痼疾：行政独大意识和公私隔绝的状况。

　　行政独大意识是指行政主管部门凭借自己所掌握的强大的行政权力，制定公共决策的时候很少考虑到社会的要求和百姓的意见，而是单方面地决定政策，强行实施。广州BRT项目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一问题。广州市相关部门制定这一政策，从一开始就没有将社会民意的调查和参与当作重要的考量要素，而是从聘请专家论证，到机关内部磋商，直到最后执行。行政独大意识的问题非常普遍，其影响也非常严重。行政独大意识往往高高在上，过于相信行政决策和执行的正确性，即使面对失误也不想承认，结果在频频的失误中因为不敢承认错误而导致公共资源的大量浪费。

　　第二个问题是公私隔绝现象。在当前的公共管理中，公共机构与私人部门和公民之间存在严重的互相隔离现象。公共部门高高在上，紧闭衙门，内部决策，不愿意也没兴趣走向社会，向社会咨询意见，了解民意。他们沿袭的相传很久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愿意打开大门，接纳民众，听取民声。另一方面，老百姓希望了解政府的信息和决策，但是衙门难进，严重缺少听证会、意见征询会、座谈会等有效的沟通渠道，因此变得政治冷漠，不愿意和政府合作，甚至对抗。这种双重隔绝让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冷漠到了顶点，政府难以推行有效的政策，公民难以得到有效的政府支持。公共资源也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和对象而被不当地浪费。在广州BRT项目的争论中，我们看到政府和市民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政府害怕媒体，不敢公开项目的信息。而百姓希望了解相关信息，但是又找不到恰当的渠道，因此双重隔离加大了双方的冷漠和不信任。即使政府勉强执行某一政策，也因为最关键要素———政策相对人的不合作而受到最大的阻力，因此效益低下。

　　所以，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有必要重新构建一种新型的公私关系：公私伙伴关系。公私伙伴关系首先是将官方所遵循的科学原则和效率原则与平民百姓所依据的利益原则结合起来。科学原则并不排斥利益原则，注意科学的论证同时也要考虑到相关人的利益诉求，尽最大可能地将民众的利益要求考虑在科学规划之内。效率原则更要纳入到总体相关者群体的要求，不能单方面地追求时间和速度，而是在百姓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和供应的基础上再倡导速度和效率，这样既保护了个人的效益，同时又取得了总体的效率。这种效率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效率。

　　公私伙伴关系还意味着我们要积极创造沟通的渠道，例如召开听证会，进入社区调查，组建项目实施的包括政府官员、专家、社区居民等相关人在内的组合团队，扩大公民参与等。这些渠道都是可见的、细致的，通过它们，政府和社会得到了融通，公共项目也能够得到最大的社会支持。事实上，如果一个项目将大量的准备时间花在前期的协商上，通过和社区居民、各利益相关人的密切沟通，充分扩大利益保护群体的范围，尽可能地为更多的人创造福利，那么这种政策的执行一定是最顺利的，其效益也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