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巩义市杜甫故里景区升级改造，有关部门勒令杜甫的“邻居们”搬家，却不为村民们提供住处。如有人抗拒拆迁，将实行“株连”：亲戚中有人当教师的，停课；有做工人的，停工；有做公务员的，停岗。紧接着，江西丰城市以旧城履行为名的拆迁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这场拆迁补偿与市场价格极其悬殊的拆迁中，封建时代的株连政策同样被地方政府当成了拆迁的法宝和开路先锋。凡与被拆迁户有亲属关系的公职人员都成了拆迁责任人，若不在规定时间内做通工作，则可能被停职、被威胁停发工资，连一些低保户也被告知，如不配合将被停发低保。(《中国青年报》1月10日)

　　 在江西省丰城市的“株连”拆迁中，我们看到了公民权利被肆意践踏。对于拆迁户来说，在拆迁补偿中本来就应该有“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和“获得级差地租收益补偿”的权利，就算拆迁以“公益事业”为招牌，也得遵循“公正补偿”的原则。在这次拆迁中，店铺的补偿价格是每平方米5600元，住宅的补偿价格是每平方米1100元左右，而同地段的房地产项目，商铺每平方米卖到20408元,商品房卖到了3000多元。补偿明显不足。

　　 公益拆迁要实现公正补偿，得使受影响的人不但可收回土地损失，也可收回商业损失。而丰城拆迁是否做到了公正补偿，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而不愿拆迁的住户，连人身自由也被侵犯，仅仅因为聘请律师讲课、垫付律师费也遭行政拘留；那些与拆迁户与亲属关系的人，他们有何过错？竟然连正常工作的权利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甚至获取社会保障的权利也被剥夺或受到威胁。

　　 为什么权力能屡屡如此张狂？为什么老百姓的正当权利如此孱弱？

　　 本来，权利是要作为权力的一个制约因素而存在的。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度的当权者，都避免不了用权力来满足个人欲望的冲动。官位的升迁、财富的聚集……都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具体到拆迁，官员为了物质利益与商人勾结，为了追求政绩捞取升迁资本，都可能让他们产生强劲的动力，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强力推行拆迁。所以，权力如果不制约，就会成为一把刀，刺伤社会、刺伤老百姓，必须用一个“刀鞘”，将其控制起来。权利，本身就应成为“刀鞘”的一个组成部分。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权利在权力面前如此孱弱，任由权力摧残。这样的权利，怎么可能制约权力呢！本来，我们的制度设计中，也有让权利制约权力的安排，无论是宪法和法律，都规定了公民这样或那样的权利，可为什么权利却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呢？

　　 问题在于，权利最终是要靠权力的保护才能实现。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权利要对抗权力，另一方面，权利又要求权力的保障。而解决这个矛盾，关键在于权力本身的分立和制约，也就是说当权利受到权力的侵害时，必须有另外的权力为其提供保护。对于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权力对权力的制约、社会对权力的制约、权利对权力的制约，而后两种方式必须依赖前一种方式来实现。

　　 于是，就回到了一个老问题，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都知道权力过于集中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温家宝总理也曾说过，腐败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在有些地方，一把手大权独揽，可以几乎随心所欲，谁升谁降，谁好谁坏，连谁是谁非，都由一人说了算。在这样的环境下，权力能不腐败吗？权利能不孱弱吗？恐怕不止老百姓的权利，就连很多机构，很多组织，都要轮为摆设了。(谢昱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