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像上述寇准、苏辙这些人在当时的境遇，虽然名义上的级别比鲍的曹官还高一些(司马为知府的佐官)，但实际上是到此接受管制的。所以，无缘住在“内衙”。反之，也有主动放弃这种荣耀的，如东晋罗含任州府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织苇为席而居”(《晋书》卷九十二)。此人名列《文苑传》，看来是希望在业余时间有一个可以读书写作的安静环境。

　　官多房少，亟需改革地方官连同随任家属免费享用机关住房的传统，一直维持到清朝覆灭。相反，京朝官的住房问题，却经历了较多的变化。前文说过，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东汉王充《论衡·诘术篇》称: “府廷之内，吏舍比属”，足见规模之大。《后汉书》卷六十四记赵岐的祖父官任御史，故其“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又可知同居的家属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儿子媳妇。

　　但是，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管理职能的日趋完善甚至繁复化，京朝机构及供职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据《文献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统计，汉晋时全国官员总数仅七千人左右，隋朝重新统一后达一万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唐朝更增至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其中供职京师者就有二千六百二十人。假如仍沿袭两汉时大包干的办法，则不仅“京师百司”之机关用房要发生危机，亦将无法正常发挥衙署的办公职能，因为办公区内除了这二千六百二十员京朝官外，还得加上数倍于此的吏胥、杂役和卫士，而在生活区内居住的又不止是他们的家属，再要将侍候这一大家子的小丫环老妈子也算进去。闭起眼睛想像一下，这还成官署吗？

　　《后汉书》卷二十七记，张湛官拜太中大夫，“称疾不朝，居中东门候舍”。张湛以秩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不住官舍而自降住房标准，搬到候舍去，其表面理由是请长病假不理事，所以不该居住官舍。但进一层推度，则应是京师官舍紧张，不如自己识相。

　　总之，随着中央官制的不断扩张，京朝官住房办法的改革，势在必行。

　　建房、买房，居住形式多元化

　　对于大多数京朝官而言，衙与舍的分开就意味着向携眷免费居住官舍之传统告别，居住形式的多元化由此呈现。像柳宗元出生在长安祖屋而自有老窝可居，当然再方便不过。若甘愿打光棍，则官署里仍有单身宿舍可住。《唐语林》记“赵历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个宿舍的意思。

　　如果定要拖上老婆儿女一大家子，而在京师又无祖业，那就必须别作选择了。一种是买地建房或直接套购现成的公馆，如左丞相张说在永乐坊的豪宅，就是因风水先生怂恿而买下的“二手房”。假如经济条件困难，便只能陋室将就了。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请长病假，同僚宋、卢从愿等去他家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堂堂副相“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明皇杂录》)。

　　和卢怀慎同时任相的姚崇，居住条件与之半斤八两，《旧唐书》卷一二四称“(姚)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价太贵，所以住所买在偏远的地方，为上下班方便，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馆里包了一间，终因起居失调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后，“诏徙寓四方馆”，就是在专门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邦使节的涉外高级宾馆里，为他开一间套房，以方便妻孥同住照顾。但“(姚)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长安志》介绍唐都城名人居所时，谓兴宁坊有姚崇宅，“屋宇并官所造”。看来，最终还是唐玄宗让政府出钱，在中心地段新盖了一所让姚相自认为是合适的住宅，从此避免了挤旅馆的苦恼。

　　退休离任，必须搬出官舍

　　“屋宇并官所造”，其性质自然是“官舍”了。若从所有制关系上考察，分布在长安居民区里的京朝官住宅中，还有不少与之同类的情况，就是皇帝为表示对大臣关怀，特赐一部分高级官员携眷入住产业属国有的宅第，一般情况下又随居者的调任、贬谪或告老还乡而收回。《大唐新语》卷三记，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请退休，一旦获准，“及还饰袋，将出居别业”，就是马上退还官舍，搬进其他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