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两个母亲没见过面

　　 江姐狱中写下托孤遗书

　　 因提前仔细看了江姐的照片，记者见到彭云的第一感觉是酷似江姐，彭云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我和母亲都是小宽脸，年轻的时候更像了，大家都这么说。”事实上，因为一岁多时即与母亲分开，彭云对母亲所有的记忆都来源于几张有限的照片和他人的叙述。

　　 彭云的父母彭咏梧和江竹筠就像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那样是因革命斗争的需要走到一起的。他们先是为了工作需要假扮夫妻，后来在共同的战斗中相爱并结婚。但在与江姐相识、相恋之前，彭咏梧已与老家云阳县的妻子———谭政烈(后改名谭正伦)结婚八年，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彭炳忠。“1946年4月，妈妈在成都生下了我。1947年10月，我父母受命重返下川东组织农民暴动之前，母亲给谭妈妈(谭正伦)写了一封信，托也参加了革命的谭妈妈的弟弟谭竹安转交，这封信不但将一切和盘托出，还嘱谭妈妈尽快来重庆照顾我。那是我的两个妈妈唯一的一次通信，但她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彭云说。1948年2月，谭正伦冒着白色恐怖的威胁来到了重庆，从江姐的战友手中接过一岁零十个月的小彭云。

　　 1948年春节前夕，彭云的父亲彭咏梧在战斗中牺牲，江姐也于当年6月被捕。狱中的江姐像所有的母亲一样时刻惦念着自己的儿子彭云，1949年8月26日，她在狱中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在毛边纸上给谭竹安写下托孤遗书。两个月后江姐就壮烈牺牲，而那时五星红旗已经在大半个中国高高飘扬。这封信就成了江姐留给亲人的绝笔。

　　 与养母如同亲生母子

　　 谭妈妈来京前突然离世

　　 从1948年2月接过小彭云到解放前的将近两年时间里，谭正伦带着小彭云躲过一次又一次劫难，使敌人抓捕彭云、威迫江姐就范的阴谋没有得逞。后来，谭正伦一直把彭炳忠和彭云两兄弟培养成人。

　　 “虽然有时和别人提起时为了能和我的亲生母亲相区别，我称她谭妈妈，而实际上，我和谭妈妈的感情与亲生的母子没有任何区别，我一直就叫她妈妈。”彭云说，谭妈妈对他和哥哥彭炳忠各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住校，政府有些补贴，但是很微薄，谭妈妈在很艰苦的条件下把我们都抚养成人。”

　　 刚解放的时候，小彭云大概三岁多，当时谭正伦还不知道彭咏梧和江姐都已经牺牲，抱着一线希望带着小彭云到处寻找他们的下落。“当时重庆成立了几个‘脱险同志登记处’，谭妈妈背着我一个挨一个找都没有找到。后来得知母亲在十天前已经被杀害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噩耗，谭妈妈又背着我到埋有被杀害的烈士的地方去找，不久后我们又得知，父亲早在一年前就牺牲了。”

　　 当彭云已经在北京成家立业之时，谭妈妈的突然去世对他是一大打击。“谭妈妈退休后和哥哥一起住在成都，1974年我的儿子壮壮出生后她很高兴。1976年，就在准备到北京来看孙子的前一天，亲友们在成都为谭妈妈饯行，她突发高血压去世了，那年才59岁。我们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悲痛，当时房子都准备好了，一切都安排妥当，没想到谭妈妈会在上火车前的最后一刻突然离世，没能在我这里享受到天伦之乐。”

　　 手记

　　 说话的时候他常带着天真的表情

　　 一位中国学者在美国知名大学做到了终身教授，如果是普通人，可以安享羡慕的眼光。可是彭云不一样，因为他是江姐的儿子。大概是因为继承了母亲的“娃娃脸”，彭云说话时常带着天真的表情，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在象牙塔中自得其乐的老教授。

　　 彭云是位真诚和严谨的学者，他总是倾向于压缩自己取得的成就。记者提到“终身教授”这个令人景仰的称谓，彭云赶紧解释，“美国大学里如果到了一定年限还没成为终身教授，就意味着不能再教下去了。终身教授里有正教授也有副教授，不是像中文听起来那么神圣。我的职称是正教授。”他甚至跟记者坦白自己的“短处”，“本科生有的反映我说话口音太重，听不懂。”有媒体报道他的儿子彭壮壮是在美国第一个获得“西屋奖”的华人中学生，彭云也纠正说，“应该是中国大陆学生中的第一个，因为当时已经有中国台湾学生得过了。”

　　 他却始终保持着低调

　　 “烈士遗孤”光环下长大

　　 彭云从小就在母亲江姐的光环中长大，与彭云中学同窗六载的卢晓蓉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中学时代的彭云和这位烈士遗孤享受的“特殊待遇”：“中学时代的彭云从外表上看，除了脑袋特别大(因为这个原因，小时候江姐的战友们都戏称他为‘小老虎’)和戴着一副‘缺腿’的眼镜(掉了一根眼镜腿，他一直用棉线代替套在耳朵上)以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我们这个班却因为有了他而与众不同。不仅学校对我们倍加关爱，为我们选派优秀教师，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市里对我们也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我们参加。只要彭云在公众场合亮相，必然会造成轰动效应……来自全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平均每天都有好几十封，多的时候有一两百封……”她还回忆，大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一定名列前茅；他还一直担任班干部。

　　 谈到这些细节，如今的彭云一笑置之，“应该是真的吧，但后来经历的事多了，很多新的记忆都把旧的淹没了。”但有一件事情彭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到渣滓洞举行纪念活动，不知怎么被认出来我就是江姐的儿子，‘牢房’楼上楼下顿时被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班上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我的衣服和眼镜和我‘调包’，我们才成功‘突围’。”卢晓蓉这样形容中学时代的彭云，“彭云从不声张，从不骄傲，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低调。”然而彭云本人却更愿意把这种低调归结为天性，“我对别人的关注比较淡然，而且一直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上课看小说，还被老师没收过几次，可就是学习成绩好。我能一直做班干部，除了特殊身份之外就是成绩好，人缘好，做了干部我也很少管人，有一次班级活动我带着同学们去看电影被老师告诉了校长，校长说看的是反法西斯电影，就放了我们一马。”如今，已经年过六旬的彭云谈起中学时代的记忆表情依然天真，“去年10月，我们中学同学还在成都集体庆祝了六十大寿，去了近100个中学同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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