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第一场“火”来自一个意外发布的“绯闻事件”，瞬间点燃全民的“八卦”热情。

　　在大家津津乐道种种绯闻是非时，却越来越少人提及“婚姻”之于家庭双方的界限。“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成为中国现代都市中的一种“流行”。当“流行”慢慢成为“正常”时，我们发现，这一代人的婚姻已经到了一个该反思的节点。

　　我们的焦点集中在35～45岁、受过良好教育、收入颇丰的“中产”家庭。当车子、房子、孩子、位子，一切的奋斗目标有了眉目，随之而来的却是迷失和无所适从。面对日渐平淡的感情和新的诱惑，“婚姻”在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与挣扎。

 当下婚姻观调查

　　这是一份网上的问卷调查，由《中国新闻周刊》与某网联合举办。调查分为男人卷与女人卷，截至2008年1月14日上午11时，共有9021人参加了男人卷的调查，5002人参加了女人卷的调查。

　　从参加调查者的年龄和婚龄来看，30岁到40岁(分别为48.02%和49.96%)、婚龄七年以上者(分别为52.4%和50.57%)都是最大项，正与本组封面文章所要报道的主体相符。

　　调查分为男人卷与女人卷，从结果来看，得到了一些颇有意味的结果。

　　如，对于“你是否相信存在永恒的爱情”，男女中的多数人都选择了“否”；但在回答“你认为是否能做到忠于婚姻”时，男性中的多数人选择了“否”，女性中的多数人却选择了“是”；她们虽然也不相信有永恒爱情，但却更愿忠于婚姻。

　　在回答“面对诱惑，你的心理状态是……”时，更多的女性选择了“这有悖社会的道德观”，而更多的男性选择了“有那么多人都这样，我也可以”；在回答“如果发生婚外情，你会怎样选择”时，更多的女性选择“因早晚会暴露，还是会选择退出，保护家庭”，而更多的男性选择“我可以在家庭和情人间维持平衡”。这或许在表明，面对婚外恋，男性在道德约束上，要弱于女性。

　　女性也比男性更相信浪漫。在回答“你接受婚外情的原因是……”时，女性更多地选择了“真挚的感情”，而男性更多地选择了“新鲜刺激”。但是，当问到“如果发现对方有婚外恋，你会……”时，选择“不能容忍，放弃婚姻”的，男性多于女性，选择“与对方私下解决”的，女性多于男性。在这个问题上，女性还是更倾向隐忍和保留家庭。而“选择维持婚姻”的理由，女性更多地是“为了孩子”。

　　这份调查的一个亮点，是无论男女，在婚姻发生问题时，大多数都选择了“及时沟通”。婚姻毕竟不是随意可以丢弃的敝屣，不可听任它自生自灭。它是需要用心维护的。

　　“这一代”人的婚姻注定内心分裂：受教于封闭的纯真年代，拼杀于开放的花花世界；失去了传统道德的围栏，却又无法真正自由地跑马；奉行“从一而终”，但很少人相信白头到老。爱了，婚了，散了，一代人跌跌撞撞到中年，感情没着没落，结局没黑没白。

　　她始终怀念那段好时光。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王仪(化名)和李健(化名)在西部一所大学校园的一次聚会上相遇。两个人是老乡，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就走到了一起。他忙着做论文，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她静静地陪伴在他身边，两个人几乎不说话，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感觉很温暖。

　　大学的恋爱单纯而宁静，那时的人还很少敢有出格的，王仪的女同学里甚至还有人以为如果男女间靠得近了，女人就会怀孕。真的感情也真的简单，恋爱的活动无非是一起骑着自行车出去玩，吃最便宜的小吃，活动地点不外图书馆和自习室。

　　毕业后，两个人费尽周折，最终双双留在了北京，顺利地结婚，生子，过着清贫而安乐的时光。房子是单位——一家部委研究所分的，需要和另一对小夫妻合住。婚礼只是请同学们简单地吃了顿饭而已。变化是从李健换工作开始的。

　　1990年年底，李健跳槽到了一家知名外企，事业自此上了快车道。他频繁被猎头公司挖角，每挖一次，年薪便以10万的速度增长。李健飞快晋升进百万年薪阶层，王仪开始购买各种以前不敢想象的高档品牌，化妆品只用兰蔻。他们成了同学中最早买房、买车的那一拨，一家人很快搬进了大房子。生活一直算圆满，直到王仪无意中发现了李健手机上的一条暧昧短信。

　　狐疑的她当即记下了那号码，而后设法调出了李健的电话记录，结果发现李健每天至少与该号码通话20分钟以上。在王仪锲而不舍地追查下，另一个“她”浮出水面——一个更年轻温柔的女孩儿。一向对爱情与婚姻充满自信的王仪瞬间崩溃了，在毁灭性的争吵后，她提出了离婚。李健试图挽回，但王仪很坚决。

　　王仪提出考虑详尽甚至苛刻的离婚财产分割方案。李健付清了全部房贷，在留下了车子、房子，承诺每个月给女儿支付上万块钱的抚养费后，几乎是净身出户。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李健事业成功，但是至今没有再婚；王仪虽然见了若干个对象，但是总不满意，她忘不了那段纯真的时光，也很难找到与李健条件相当的人，她甚至无法接受对方每月只挣一万多块钱。

　　年近不惑的方滨(化名)也面临着和王仪同样的情感难题，只是在“证据”面前保持了沉默。这个相貌堂堂、行事像个“爷们”的男人，起初对妻子爱上他人大惑不解。两人均是大学毕业，自由恋爱成婚。方滨平时工作很忙，常常需要出差。方滨从来不把在单位的烦恼带回家，但是也常常会因为太累而懒得说话。妻子则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喜欢倾诉。

　　“他”是偶然闯入的。其貌不扬，但是为人体贴和气，做得一手好菜。无论她在哪儿，“他”常常是做好了饭，就一袋一袋地拎来，一勺一勺地喂给她吃；而她逛街时，“他”抱着她的衣服和包，静静地在一旁守候。方滨也是通过一条短信发现妻子有情况的，此时他们刚刚拿到了第二套房子。方滨委托私人侦探调查，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原来每当自己出差，甚至每晚打电话给妻子时，妻子都在家留守。但是一入夜，妻子便出门奔“他”而去。妻子近日正式提出了离婚。方滨不同意，他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理由只有一个，曾经漂泊相依的日子，终不忍舍弃。

　　王仪、李健和方滨都属于这样一代人，大部分的“60后”(出生者)和小部分的“70后”构成的一代。近年来，中国离婚率逐年上升，自1995年以后，每年离婚人数都在100万对以上。《当代中国家庭巨变》一书中，作者丁文、徐泰玲记述，“就全国而言，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婚外情所造成的离婚案，约占离婚案总数的25%～35%，90年代中期至今，据一些地方法院统计，这类离婚案件占离婚总数的40%～50%，在经济发达地区甚至达到60%以上。”

　　“2007年，婚姻家庭法专业律师杨晓林一共承接了80桩案件，涉及离婚的案子达到60桩，35岁至45岁上下的人几乎占了四分之三。而且当事人层次较高，杨晓林所在的律师所收费门槛为6500元，客户包括上市公司老总、外企高级白领、也有大学教授及主持人。其中，婚外情成为重要的离婚诱因，杨晓林表示，除了少数捕风捉影，大部分婚外情都确有其事。

　　“到我们这里来的，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北京好猎手国际商务调查有限公司董事长常联永告诉记者。他的当事人大多有良好的教育和经济背景，工作单位不乏“世界500强”。常联永曾经做过十多年刑警，调查出轨证据是该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此项目该公司的报价为8000元，有时一天花费就上千元，比如紧随出轨方在高速路上追踪，或者坐飞机从北京追到上海，又追到深圳；对方住高档宾馆，侦探也住高档宾馆。常联永表示，大部分委托人起初都只是怀疑，而一旦付诸侦查，往往“结果不仅有，而且很严重”。去年夏天，常联永曾经举着摄像机到北京一家豪华酒店门口取证，一位司机当场就不干了，一边下来吆喝不许拍，一边遮上了车牌。晚上10点多，当人们纷纷向外涌的时候，常联永又举起了摄像机，发现有人摄像，当时正相偎依的人群“哗”地就散了。

　　“现在30多岁、40多岁的男人没有婚外恋的可能都是少数了。”著名作家柯云路向记者表示。他近年来致力于中国婚恋现象研究，相继出版了著作《婚姻诊所》和《今天我们为什么结婚》。柯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感情的多发期，“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都说中国现在婚外情、网恋的故事要比他们稠密，不仅是比华人世界，比国外很多地方都稠密，就是说我们现在正热闹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