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禁初开头四年

　　大会堂里舞禁初开，民间一些时髦的年轻人已经嗅到了肢体解放的味道，迪斯科悄然流行。这个名字还是后来的舶来品，在当时人们都把这种形如筛糠的运动叫做摇摆舞。公园里开始有大胆的年轻人试着摇摆，在那个夏天的颐和园，李晓斌拍下了一对北京的时尚青年，西服，蛤蟆镜，脚蹬懒汉鞋。他们的舞蹈引起了游客的围观，板砖录音机里放的音乐是“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摄影师回忆，围观的人心情都比较复杂，看得很过瘾，又挺犯怯。

　　那时候交谊舞仅在小范围里男女之间私下保持着距离，摇摆舞更是时髦到极致的年轻人才敢为之的体验。

　　那时候西单民主墙刚刚搬到月坛公园，文艺青年们感觉没什么劲，开始感叹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年轻人们四处想找些乐子，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圆明园露天舞会。

　　起先是1980年的清明节，一帮文艺青年开始在圆明园聚会。他们包括四月影会和星星画展的青年艺术家、诗人北岛、芒克以及后来的第五代导演何群。这些人去那边玩，聊天，跳舞。后来，吸引的人越来越多，思想比较开放的年轻人都去那里扎堆，露天舞会已经徒具形式，年轻人们只是要一个固定的思想交流之地。

　　在露天舞会上，围观的人群明显要比下场尝试的人多。围观者包括身穿卡其布制服满眼艳羡的工人和拿着相机充满好奇的老外。舞场中间明显要时髦得多，已经开始有男人穿碎花衬衫和白色体恤，那基本上属于当时最扎眼的打扮。即便过了20多年，很多人还是能够一眼就认出来，那个穿白色体恤，低头跳抽筋舞的是诗人多多。虽然当时他诗名远扬，但在如今，人们记住的还是他的那身装扮。

　　整个舞会的音乐伴奏皆来自于一部单卡录音机，被年轻人们形象地称为板砖，牌子是三洋的，价钱在260元到270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干部半年的工资。

　　北京的时髦姑娘喜欢去樱桃沟跳舞，那里樱花烂漫，且不太招摇。她们中间流行清一色的打扮，花阳伞、绿军裤、针织毛衣，以红色和黄色为佳。那是1980年的中国，那一年人们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物价上涨，大家手里没钱，消费品奇缺。当时的年轻人乐于用诗意装点生活，一个国家话剧院的电工，在公共厕所里可以诗意地用毛笔写公告：谁若把灯摘走，本人不再装灯，让厕所重归黑暗。毛笔字显然是练过的，总算找到机会表现。总之，那时候，物资还挺贫乏，青年向往美好。

　　民间舞会潜行了有一年多，到了1980年6月，时风陡转。

　　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

　　当时，根据公安部的调查，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在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男女青年自发聚集跳交际舞的现象，围观群众多时竟达万人，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问题。

　　《通知》将跳交际舞视为“舞姿低级庸俗、伤风败俗”的娱乐项目，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坚决要求取缔。并对营业性舞会的主办者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治安处罚，严重的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

　　与此相伴随的是，首都机场的裸体壁画《泼水节》被用布遮蔽，发表接吻照片的《大众电影》也遭受了读者的批判。

　　一时间，交谊舞处境不妙。思想界乍暖还寒，身体解放的群众基础并不牢靠。那时的报纸上，就曾产生过集体讨伐交谊舞的一番讨论。公园管理者站出来说，许多年轻人在公园跳舞，到了夜里还不肯走。他们违反制度，他们破坏公共财物、文物、绿地花坛，他们动作猥亵、语言粗鲁，最后发展到辱骂、殴打公园工作人员……

　　那两年社会治安不太好，人们对于社会风气的普遍担心，集中到交谊舞上，穿着时髦几乎成了流氓的代名词，跳交谊舞被指第三者插足。到了1983年，党内开始抵制精神污染，社会上开始严打，交谊舞的热情降至冰点。那时候，不要说在公园里跳舞，就是晚上两个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也要遭受警察的盘问。

　　那时候，妇女地位还不高，孩子们编排跳交谊舞的女士有一句流行的顺口溜，“XXX的老婆十八岁，参加了美国的摇摆队……”

　　当时，西安出了个全国闻名的跳舞案件。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在严打期间举办家庭舞会，遂被收审，案件牵涉300余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

　　经审理，公安机关认为，马燕秦举办过两次家庭舞会，并与其中一个男的有过一次性行为，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多次参加马燕秦家庭舞会的主要成员，都被判了无期徒刑。甚至连为舞会伴奏的乐队成员惠黎明，也判无期徒刑。

　　当时因为举办家庭舞会被严打判刑的案件不在少数。

　　那一年是1983年，没有交谊舞可跳的除夕夜，春节晚会悄然亮相。李谷一是晚会正式登台的第一位歌手，演唱的曲目是《乡恋》。由于这首歌当时还有“不健康”之嫌，在观众点播、领导点头的情况下才得以播出。

　　那一年，化纤纺织品最为流行，全棉质地的衣物没有市场。家庭里，电视机还没有成为大件，录音机老大的地位不可动摇。洗衣机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人们的双手已经被彻底解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