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消费者听证代表黎香友先生20日抵达北京时表示，手机漫游费听证会方案制定者之一的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对方案及漫游费等相关问题前后态度不同。此前阚凯力在某网站做客解读时态度非常坚定、明朗，就是要完全取消漫游费，然而现在的表态是“以前表达不完整”，要求完全取消的只是漫游建立费。( 《成都商报》1月21日)

　　写此文时，必须重申笔者之前的观点，手机漫游费到底该不该取消，取决于成本核算。不管是阚教授突然抛出的“建立漫游费”，即本地移动网络识别外地移动网络的费用，还是长途通话费，取消与否都要以成本为准，如果成本几乎为零，则应回归常态，完全取消漫游的相关费用；如果漫游收费与成本相比过高，则应下调设限，受惠于民。

　　按理说，阚凯力身为教授应当比笔者的素质和觉悟更高，但看其听证前期的慷慨激昂，和即将听证时突然反戈一击，抛出“新论”，也就难怪民众会怀疑其出尔反尔，更引伸出中国的某些专家公信力缺失的问题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时，则意味着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也就是说，在过去20多年中，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也在不断加深，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开始形成，不同的阶层和社会群体开始拥有不同的利益。于是，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向平民主义，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依附于既得利益集团，充当代言人，为之摇旗呐喊，更有一些知识分子则是摇摆不定。比如在国企改革、股市、房价、通胀以及垄断物品价格等问题上，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专家、精英们发表一些代表某些利益集团的观点。有报道更披露，有些专家为了几百元的“鉴定费”，可以对一个自己不懂的行业下鉴定。种种怪现象的不断发生，这也就加剧了所谓的知识精英和民众的紧张关系，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知识精英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一再受到民众的质疑和轻蔑，便成为一种必然。而这些知识精英之所以愿意充当前恭后倨的“代言人”，根本原因在于“利字当头”。

　　有人说，像经济学家这样的专家，只管自己的专业研究，本身不研究道德问题，只能就经济论经济，如果谈道德就是“不务正业”。但正如亚当·斯密表达的思想，正义是支撑人类社会的主要支柱，伸张正义理所当然地要以社会的整体福祉为目标。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则基础是正义，而不是其他。如果一个专家学者，不懂得这一道理，就无法读懂存在于斯密心中冷冰冰的经济规律与人类同情心之间的张力。如果用不道德行为能够普遍地取得利益，其实是对道德社会的釜底抽薪。

　　那么，本应当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精英们，尤其是经济学家，如果只是俯首听命于既得利益者，而不考虑广大民众利益，恐怕就有违先哲斯密的精神，或谓之“有辱师门”了。再推论之，当一个社会普遍地出现“积善之家，没有余庆，积不善之家，没有余殃”的现象时，这个社会也就几乎必然地走向“礼崩乐坏”的地步。所以，我们应当考虑对那些不道德行为给予更为严厉的处罚，以增加不道德行为的成本。类似听证会代表，如果突然改变主意，擅自违背其所代表的一方的意见和利益，则应当取消其听证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