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老百姓消费，不是靠五一、十一放大假

　　人物周刊：您反对货币从紧的政策，认为会进一步恶化投资营商环境。但是，如果利率维持不变，至少第四项老百姓的储蓄，会更多地投入到股市楼市。

　　郎咸平：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不能用一刀切的宏观调控方式，要针对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方式，这是因为中国环境的复杂。中国进入了工商业链条时代，环环相扣，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以一个行业是否过热还是过冷作为判断标准。针对不同的行业，要有不同的调控方式，有些行业要采用行政手段。你可以打组合拳嘛——行政手段和金融调控，还有别的方法，要区别对待，不能一视同仁。

　　人物周刊：借助行政手段，不是又回到了过去时代了么？从市场化进程来说，这是一种倒退。

　　郎咸平：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之前没有把这个讲清楚。如果我们的经济是和美国一样的，那就不需要行政调控了。美国是一元经济，所以金融调控非常有效率，而中国是二元经济，在二元经济下，金融政策一定会失效，反而造成资金逆流转的现象——一提高利率，过热的行业更热，过冷的行业更冷，因为更多资金从过冷部门流向过热部门，股价、楼价也就更涨。

　　所以不得不用行政手段，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也不想，但是实在没有办法。

　　人物周刊：二元经济的形成，是源自“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

　　郎咸平：首先，银行信贷向国营企业倾斜，另外，卖地的款，政府都做什么用了？很多都投入到地方建设；地方财政赢余做什么用了？也投入到地方建设很多，拉抬GDP。这已经不是对不对的问题了，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二元经济，也就是和建设有关的部门是过热的。

　　人物周刊：还是回到最基本的商品消费，老百姓的购买力为什么这么弱？

　　郎咸平：在二元经济下，价格被扭曲了，房价和股价都被扭曲了，环境越来越恶化，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萎缩。经济学上有个财富效应，当一个人觉察到他的财富缩水了，他就会本能地降低消费——否则我怎么买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学呢？

　　如果政府能给老百姓创造一个看得起病、上得起学、买得起房子、敢于消费的环境，再加上没有污染，他就会有消费的欲望。所以，鼓励老百姓消费，不是五一、十一放大假，这完全是误区。而是要营造一个胡锦涛所说的公平、公正的环境，让百姓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买得起房，退得起休。这就是所谓的围魏救赵，要解决经济问题，一定要跳出经济圈子来看。

　　人物周刊：谢国忠认为，中国国内消费能力不足，是因为财富过多集中在政府和国有企业手里，只有把财富更多和公众分享，才能解决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您怎么看？

　　郎咸平：你说，中国的国营企业和美国的上市公司有什么差别呢？都是一样的。他们就是偷换概念，总认为让政府来掌控一些行业就是不对的。今天的国营企业，谁是股东？就是全体的社会大众。问题是我们没有落实藏富于民的社会主义理念。

　　人物周刊：这只是名义上的所有人，您应该很清楚。

　　郎咸平：那不谈，那是另一回事了。如果国营企业赚到的钱，通过国家这个中介，能让老百姓少交很多的税，那和老百姓的富裕不是一回事么？

　　人物周刊：您是主张国有资本让百姓受益的基本态度。但很多垄断行业的国企，他们的财富并没有流向公众，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郎咸平：我们能不能不谈这个问题。扯上政治就敏感了。我们就针对经济问题谈经济——因为你要达到目的，就一定要谈重点。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就不说。是为了这个国家好，没有必要再挑起一轮战火。

　　那我就这么说：由于你是这样的改革，就会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就有阻力。我反问你一个问题——既得利益集团希不希望政府搞GDP为纲？当然希望了。你说，既得利益集团希望不希望地方政府搞建设？当然希望了，你不知道地方建设有多少利益。

　　搞政治的人就要有一种心态——要防！

　　人物周刊：您是反对浮动汇率的，但中国现在有这个不升值的选择自由么？

　　郎咸平：没有。但我的反对是有原因的。你不要以为汇率浮动就是国际化，我们没有浮动汇率方面的人才，那是我最担心的。在金融战争中，我们一定处于劣势，那会使大量的国家资产将被席卷一空。

　　和制造业不同，金融的影响太快太大了，上午出一个小错，下午就会引起几千亿资产的损失。亚洲金融危机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当时那些国家就是没有理解金融战争的可怕。

　　人物周刊：您听说过一本叫《货币战争》的书吗？认可书里的观点吗？

　　郎咸平：我知道。部分认可。其实，其中很多的观点是我们在二十年前在美国学校里就念到过的。

　　人物周刊：难道我们要回到固定汇率时代？

　　郎咸平：浮动汇率是很好，但是中国现在没人才。全世界也没几个国家真正懂汇率的操作，只有美国和欧洲。日本只有制造业和家电还可以，在美国金融战面前输得一塌糊涂。美国金融领域是真正人才济济，在美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是去读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

　　人物周刊：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百年间，日本是全球唯一进入发达国家之列的非欧美国家，即使在浮动汇率改革时曾受过冲击，那也不过是经济发展经历一个过程。中国难道不能同样走过这一段么？

　　郎咸平：嗯……这个问题……我想想。我这么说吧，如果从我个人角度讲，我希望中国走的路，是金融独立自主的道路。

　　人物周刊：国内缺乏高端金融人才的支持。但是，在危机论中，您对向中国各大银行提供金融咨询的国际投行，抱的是“阴谋论”立场。

　　郎咸平：我不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我讲的是基本事实。资本一定以追逐利益为唯一的考量标准，他是不可能有宏伟的理想，一定想大赚一笔的。

　　人物周刊：难道中国和欧美间就不可能是一种双赢关系吗？

　　郎咸平：不可能！(一定是零和游戏？)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的金融就是零和游戏，在金融方面怎么可能有双赢。你觉得他们会考虑中国的现状吗，你觉得他们会有仁慈的心吗，有良心吗？我跟你讲，不要对他们寄托幻想。这些大行之所以在美国严守法律，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完善的法制环境中。一旦他们脱离这些，就一定是以大欺小、以强欺弱，这是一定的！

　　人物周刊：他们是商业机构，他们有可能是为中国提供可行的咨询意见，同时也能赚不少的钱。

　　郎咸平：是可能的。但我跟你说，搞政治的人就要有一种心态——要防！小老百姓可以乐观，但是执政者不能乐观，随时随地要防着。

　　人物周刊：所以要先预设“阴谋论”？

　　郎咸平：不是假设，就是事实。美国的监管规则是怎么来的？是根据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之后形成的规则。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的时候，操盘手都是你说的这些公司。他们当年在美国敢，为什么在中国就不敢呢？

　　不是我“左”，是中国别的经济学者太“右”了

　　人物周刊：可能我会认为，您是公司治理方面的专家，但对宏观经济发表看法有些力不从心。

　　郎咸平：任何宏观，如果不是建立在微观的基础上，就是华而不实的。我跟你谈宏观，都是从各个微观领域入手的，在不同的领域，需要分开解决问题，过冷的行业要解决过冷的问题，过热的行业解决过热，在美国，宏观和微观是不分的。现在，中国经济学者的问题就是，他们只谈宏观问题，犯了明显错误。我是以微观为基础的宏观研究。

　　人物周刊：您一直在资本主义世界受教育、赚薪水，为什么思想会这么“左”？

　　郎咸平：不是我“左”，是内地很多的经济学者太“右”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没有深入的了解，一谈改革就是“引进外资”。我就是想告诉他们，他们的观念要改变。我是真正的不左不右，最最中立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