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英国一个思想家说过，人类的21世纪是从1978年开始的。

　　那么，1978年发生了什么，能让一个英国人把那一年作为21世纪元年？其实，这是一个不用问的问题：那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万里征程。

　　从那时到现在，地球环绕太阳将近30圈，中国的改革似乎成了一系列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件的第一推动力。中国刷新了人类有史以来经济增长的奇迹，增长率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即便当年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有所不及。考虑到中国规模之大，则更让人咋舌称奇。

　　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不仅指可视事物的巨大变化，也指不可见观念的深度变迁。30年前，中国恢复了被“四人帮”中断了10年的高考，30年后，听到不少人在谈论“反智主义”，也就是知识扯淡，知识分子“臭老九”或知识分子狗屁主义；30年前,“四个现代化”让向往者热泪盈眶，30年后,“现代性”让反对者唾沫横飞。

　　是当下中国人的知识太多了吗？是中国的现代化过分了吗？或者，中国需要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吗？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并不是“茶杯里的风暴”，或“嘴皮子的肉搏”，而是杨鹏先生所说的“价值战争”，它关系到中国未来的价值取向、道路选择、话语强弱、人心向背和国家祸福。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着重谈谈中国是否需要“反智主义”。

　　薛涌、芙蓉姐姐和《盲山》

　　最先让我接触到“反智主义”的，是薛涌。

　　经一位网友的提示，我去浏览薛涌的新浪博客，一进入他的页面，我的眼睛就像被扎进了两根刺：一根刺是他的博客招牌：“薛涌：反智的书生”，另一根刺是他的一本书的广告：《中国民间意见领袖薛涌：草根才是主流》。

　　对于他自己的招牌，薛涌自己是这样解释的：

　　“当初我在网上开博客，是由编辑代劳。他们给我的博客起的名字，叫‘新启蒙主义’。背后的基本理念，还是士大夫的传统：知识分子是来教育老百姓的。后来我坚持把名字改成‘反智的书生’，承认自己是读书人，但不承认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希望加入反智的潮流，推倒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

　　他在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在美国读博士，又执教于美国的大学，不知道他要加入哪一国的“反智的潮流”，要推倒何方“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

　　关于“草根才是主流”，他的描述是：

　　“如今，‘网络暴民’的语汇又出笼了。在我看来，‘网络暴民’固然不是没有，但‘知识暴君’却可怕得多。网络民主，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新篇章。老百姓丧失了文化权利几千年，刚刚开始为自己说话当然缺乏经验。但是，随着他们越来越成熟，网络文化也将变得越来越丰富，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动力。”

　　我知道他所谓的“网络暴民”指的是什么，但不知道他所谓的“知识暴君”究有何指？指美国总统布什？不像。他对布什的看法是，“在美国历史上，大概很难找到一个比布什讲话更粗野、更强硬的总统了”，换句话说，很难找到比布什更反智的人了。至于说“老百姓丧失了文化权利几千年，刚刚开始为自己说话当然缺乏经验”，这如果不是在否定毛泽东他老人家让“草根”(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说话的历史贡献，就是在和他争夺“中国民间意见领袖”的历史地位。

　　由于眼睛被扎，我作出了负痛反应：2007年3月18日，我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发表了题为“薛涌，你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的短评，那只是一声叫喊，没有讲理。结果，我的博客成了战场，赞成他和赞成我的双方博友大动干戈。我承诺认真研究“反智主义”后，再作回复。

　　于是上百度搜寻，结果吓了我一跳。在中文“反智主义”条目下，“百度知道”告诉我：“在大众文化领域，似乎多年来鲜有反智主义的代表人物能够在博得众人喝彩之余，又能恶狠狠地恶心‘知道分子’们一把。除了‘芙蓉姐姐’”。可以打得开的，自称是“源自维基百科”的“维库”网说，“反智主义”有许多具体体现，作为“文化表现”，“‘芙蓉姐姐’现象被认为是一种反智的体现”。原来，真正的“反智主义”英雄，不是薛涌哥哥，而是芙蓉姐姐。

　　一是由于生理上的反感，二是由于忙于别的事情，我暂时中断了对“反智主义”的研究。后来有一天，我看了一部名叫《盲山》的电影，尽管这部电影是根据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的真实故事改编的，尽管我曾经看过关于那个事件的详细报道，我还是被再现的视觉效果震惊了。

　　让我震惊的是，真正的凶手，也许并不是那个把22岁女大学生白雪梅卖了7000元钱的人贩子，也不是强奸了她的那个所谓“丈夫”、40岁的农民黄德贵，甚至也不是帮助自己儿子实施了强奸行为的黄老汉夫妇，而是盲山那个小社会的愚昧和封闭。

　　正是愚昧和封闭，构筑了白雪梅们永远也逃不出去的监狱。白雪梅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人，从村委会主任，到小卖店主，从邮递员，到最基层的执法人员，从小镇长途汽车司机，到拖拉机手……都是黄家的打手，白雪梅的看守。不能说这些人都是坏人，都没有道德。他们所能理解的道德，就是花钱买来的“东西”，不能让它自己跑了；还有就是，“拳头往外打，胳膊肘向里弯”：白雪梅是“外”，要施以拳头，黄德贵是“里”，要抱在怀里。那里只有“亲人”和“熟人”道德，没有“人”的道德。

　　那个村庄最后一点亮色，是文化。村里唯一的高中生，黄德贵的堂弟黄德诚，虽然没有救她，但阻止过他堂哥打她；失学的小学生李青山，渴望上学而不能，白雪梅义务教他，结果，还是他把白雪梅的求救信寄了出去。

　　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很多，其中一点可能是：有文化的人不一定不犯罪；没有文化，就可能无意识地集体犯罪。

　　不能不想到一个问题：“反智主义”对于盲山意味着什么？如果反的是知识，则意味着盲山永远是盲山；如果反的是知识分子，则意味着全国人向盲山人看齐。于是我有了一种冲动，要把评反智主义的文章尽快写出来。

　　让阿Q主宰中国社会？

　　不过，对在中国首举“反智主义”义旗的薛涌来说，“盲山人”和阿Q一样，他们自身的素质并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他们存有偏见。在《网络文化的反智主义精神》一文里，他说自己之所以要把“‘反智主义’变成一个中性词，并强调其正面意义”，就是要恢复阿Q的正面形象：

　　“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一个例子。鲁迅对中国农民并没有太多深入的了解。他年轻轻就进了洋学堂读书，甲午战争后不久留日，正好赶上战后日本狂热的战争宣传的余波。甲午一战，突然使日本人觉得经过了西化的日本比作为亚洲传统文化中心的中国要优越。于是媒体上把中国人描述成麻木、愚昧的群体。比如当时表现甲午战争的木版画，不久前在麻省理工学院网站上作为研究素材在有批判性说明的条件下展示出来，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无理取闹地抗议。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正是读《阿Q正传》长大的一代。阿Q的形象，和这些版画中一些中国人的形象并无太大区别。这种对农民的蔑视，被完全没有作农民的经验的知识分子如此强烈地表达出来，成为现代中国意识的一部分。农民的‘精神麻木’和‘愚昧无知’，也成了中国种种问题的根源。我们长期以来对农民的歧视，与这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意识当然也有深刻的联系。”

　　在薛涌看来，被知识分子捏造出来的“愚昧无知”的阿Q形象，之所以没有得到纠正，“一大原因就是老百姓没有任何文化资源和权力对之反击”。现在好了，为阿Q平反的时机到了，首先，网络时代到来了，阿Q们成了网民；其次，他们有了自己的代言人，现在的名词叫“中国民间意见领袖”，这个人自然是薛涌。在他的领导下，网络阿Q们可以利用网络文化资源，并且获取某种权力，对“知识暴君”们进行反击了。

　　不过，让这位领袖不爽的是，似乎创造了阿Q形象的鲁迅非但没有死，现在还变成了复数：“主流经济学家们”。这些复数的“鲁迅”，把上网的阿Q们称为“网络暴民”。他说：“‘网络暴民’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流行语，关键词。不久前主流经济学家还攻击网络意见是‘非理性’。”薛涌并不这样看，他认为网络民意是“群体智慧”，“从人类民主的历史来看，群体智慧高于精英的个体智慧”。需要简单指出的是，薛涌在这里偷换了一个概念，他把知识性、真理性问题，偷换成了政治性问题。他可能不清楚的是，民主政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知识的正确性问题，而是权利和利益分配的正义性问题。

　　经过这样的偷换，他就把要不要反智的问题，变成了要不要民主的问题，所谓“网络暴民”，也就变成了“主流草根”，并进而得出结论说，“现代社会是一个草根式的平民主义社会”，“只要(有)扎根于草根社会，才能领导社会”。

　　在经过我拼凑的薛涌式发散性论证结构(要捋出他的连贯性思路，需要剪辑他若干篇文章)里，我们终于看出，他进行了一次从反智主义者，到民粹主义者的惊险一跳，他跳跃的线路如下：

　　阿Q→老百姓(或平民)→网民→草根

　　他先把阿Q论证成被歪曲的“农民”形象，接着，把“农民”偷换成“老百姓”或“平民”；接下来，“老百姓”或“平民”就变成了他的“网民”，“网民”又变成了他的“草根”。经过他的魔术表演，阿Q主义就变成了反智主义，反智主义，就变成了草根主义，草根主义就变成了民主主义。如果倒过来推，他的“草根才是主流”的社会，自然就成了“阿Q才是主流”的社会，当然是经过他平反的“阿Q”。

　　这样的阿Q主宰的社会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它刚刚过去30年。薛涌自己没有弄懂的是，第一，反智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平民主义，更不必然趋向民主主义，它更可能是独裁主义的侍婢，说到反智主义，居然想不到秦始皇，并不说明他不懂中国历史，只说明他眼中没有中国历史。第二，中国历史的主流确实是主智主义，但并非没有反智主义传统。值得深思的反而是，主智主义占主导地位时，往往天下治平，反智主义成为主流时，不是天下大乱，就是暴政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