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开的重庆市提案现场办理会上，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听取汇报时突然打断正在念稿的政府官员，呵斥“这种场合就不要说这些官话了！没有必要！”此话效果立竿见影，接下来发言的官员直接跳过关于“认真领会提案精神”等，直指实质内容。(《重庆时报》1月23日)

　　 “官话”在明清两朝是指官员在公务活动中所必须讲的标准语言，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如果是这种“官话”，那么不但可以讲，而且应该讲。不过，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官话也称作“官腔”，通常是指官场中的门面话，或当官的找借口，冠冕堂皇对群众敷衍和责备的空话套话。显然，黄副市长所驳斥的，就是指这种“官腔”。

　　 这种“官话”不仅仅是摇头晃脑令人厌烦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国家和公众根本利益的问题。因为，官话浪费宝贵的办公时间和精力，大大降低行政效率。官话虽然不要稿费，却在消耗着纳税人的钱。官话空洞无物，却往往都是些“正确的废话”，便于官员敷衍塞责，更容易导致对群众权益的直接损害。官话还具有“污染效应”，即助长浮夸之风、“污染”社会空气、败坏世道人心。

　　 更为重要的是，官话的泛滥，往往造成了官员的公共语言与百姓的日常语言之分裂，即所谓“语言的二元化现象”，语言的二元化现象最大的危害是掩盖真实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官员们滔滔不绝的空话套话下，百姓真正关心的事情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导致一些问题越来越严重。

　　 所以，对于这种“官话”，是必须当作一“大害”来铲除的，应当提倡讲真话实话，消除公共语言与生活语言的二元化分裂现象。但是，想铲除这种官话，仅仅靠副市长在会场上偶尔因为不耐烦而批评一下是不够的，更应该探求根除官话的治本之道。事实上，副市长当场制止讲“官话”，这不过是在“以官话制止官话”，因为副市长也是官，而他之所以能够制止下级打官腔说官话，其实只是因为他的官比下级的官更大，下级不敢不听。因此，现实生活中，当有些上级官员本身也习惯于讲官话，就难免上行下效，使官话泛滥成灾。官话在本质上不过是官员对手中权力的一种炫耀和对肩上责任的一种敷衍，而在民主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炫耀权力和敷衍责任必然是不少官员的本能冲动，上级官员也并不能确保幸免，因此，“以官话制止官话”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官话。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已经注意到了语言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在民主政治下，是多数人为语言确定规则，就像他们为其他事情确定规则一样。因为，为了取得民众的信任，政治家、官员都必须用民众的日常生活语言来讲话。因此，官员的语言自然趋向以真实的日常生活语言为基准，从而不断打破在社会生活中随时形成的“小圈子”语言规范，促成政治语言与日常语言一体化的现实(吴国光《用真实的方式说话》)。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官员的公共语言与人们日常生活语言脱节的“二元化现象”，即从根本上消除那些在官场上像感冒一样流行的“官话”，讲真话、讲实话的风气才会形成，社会才能长治久安，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一言以蔽之，官话的最终消亡，有待于民主法治的更加完善，消除语言的二元化分裂现象，使“民声”成为主流，“官话”才会趋向没落。

　　 当然，民主法治的完善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因此，在现阶段，类似于黄副市长这样自觉抵制官话、制止官话的行为，仍然不失其积极意义。(邓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