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同性恋者的父母强烈地干涉他们，甚至会用自杀这样极端的手段来威胁。大多数是慢慢接受，有点无奈，改变不了，只能是这样了。也有相当一部分父母这样想：不管你是不是同性恋，你都得给我生个小孩出来

　　阿强选择了一个人面对镜头，他的另一半阿伟因顾及父母感受而不愿公开露面图大食

　　冬天来到大别山区的皖西农村。阿强的父亲清晨起床，吃过早饭，推开家门，走过门前的樱桃树，老伴过世后，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跟村里人打麻将，一打就是一天，日复一日。儿女们分布在北京、广州、苏州、无锡等地。他一个人住着家里空荡荡的八间房，另外一幢花了5万块钱盖的两层楼房以3万的价钱卖掉了，没人住，折本也卖了。

　　村子里老人多，大家见面，有时会问，你家孩子结婚了吗，什么时候抱孙子啊？

　　阿强的父亲是抱孙子的人了。阿强的哥哥有自己的小孩，男孩。有了孙子，在村子里是有有面子的事。作为父亲的另外一个儿子，阿强至今没有让父亲再多抱上一个孙子。

　　12月的广州，天气也冷了。阿强坐在家里，需穿件毛背心才行。

　　阿强的脚在一个月前被碎玻璃划掉了两片肉，现在还没痊愈，他的活动半径在很多时候被限于两室两厅的空间内。

　　星期六，阿伟早上出门去中山出差，晚上才回来。阿强一天的伙食不必担心，一大锅鸡汤足够他从早喝到晚。汤是阿伟昨晚给他熬的。

　　“以前大都是我做饭，脚伤了之后就是他做饭，他的表现之好超出我的意料。”阿强笑道。

　　从1995年到现在，阿强和阿伟已经认识了12年，这12年的大部分时间，两人住在一起。他们把现在的生活称为“夫夫生活”，只有丈夫和丈夫，没有妻子。阿强所开的博客“夫夫生活”已经是很有名的同性恋博客了。

　　广州第一个在媒体上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郑远涛和阿强是朋友。郑远涛在意识到自己的性倾向之后，很快就认同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但阿强不是，他认同自己用了很长时间。

　　“远涛在广州，离香港比较近，能比较早地了解到关于同性恋的信息，内陆地区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条件，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阿强说。

　　阿强在8岁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喜欢男人，“关注的对象都是男孩子。”

　　读初中时，阿强觉得这样不行了。“为什么所有男孩喜欢女孩，就我喜欢男孩？”初中生阿强于是刻意交女朋友，想让自己喜欢女孩。

　　“我觉得自己的世界完全是一片黑暗，这是我青春期的困惑，我在性幻想中都强迫自己去喜欢女孩子。”

　　但都没办法，“我还是喜欢男的。”

　　1995年，阿强18岁，中专毕业后，去江苏宜兴打工。在那里，他遇到了15岁的阿伟。阿伟也来自皖西农村，和阿强是老乡。

　　阿伟是独生子，“他家里人从小都宠着他，上小学的时候，学生要给学校打柴，他不用自己动手的，他的奶奶把柴直接送到学校去了。”

　　刚认识时，阿强和阿伟并没有太大感觉。认识一段时间后，互相之间会有牵挂。当时两人都不知道对方是同性恋。两人越走越近，一次喝了酒后，两人借着酒力突破了自己，第一次接吻，“这种感觉怎么这么好，但没有其他性行为，当时不知道什么是同性性行为，根本不知道。”

　　阿强并不敢把和阿伟的关系发展下去。“我觉得自己一定要结婚的，因为自己出生的那个农村的氛围，根本不可能理解同性恋。”

　　1996年，不想做少数派的阿强跟一个女孩相亲，陪他去的是阿伟。阿伟后来跟阿强说，当时他心里很不好受。

　　女孩对阿强倒是有意思，给他写信，但阿强根本就不想回。“我从来都没有爱过她，这些事情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阿强觉得这样做很没意思，就和那个女孩子断绝了往来。

　　此时，阿强和阿伟依然忧心忡忡。1997年初，阿强到南京，从杂志上看到一则故事，说是两个同性恋者相爱，其中一个迫于家庭压力，和异性结婚了，另一个同性恋者就把这一家人炸死了。

　　“看了之后，我心里很难受。我觉得这样的人真是丑恶，觉得自己的感情是见不得人的，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阿强于是决定和阿伟分手。

　　1998年，阿强离开了阿伟，一人来到广东。“分开在两地，觉得一辈子都不要再联系了，不然的话又会死灰复燃。”

　　“但到了广东，我每天都在想着他。我受不了这种感觉，就到楼下小卖部打电话给他，电话通了，一句话还没讲出来，就已经哭了。他在电话那头也哭，他租的房子，电话是房东的，打一次电话就哭一次，房东纳闷，这两个男的为什么老哭？”

　　他们觉得，还得在一起才行。1999年，阿伟来到广州。

　　那一年，阿强开始上网，他惊奇地发现，网上居然有这么多同性恋者。那个月他几乎泡在网上，光上网费就花了七百多块。“我才发现自己不是变态，不是见不得人的，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原来一直都是自我压抑。阳光来了。”阿强回忆这段经历都面露兴奋。

　　郑远涛在父母面前“出柜”，这令许多同性恋者羡慕。“远涛只是一个很好的个案，其实大多数同志‘出柜’都很艰难。”阿强说。

　　阿强规划了自己“出柜”的每一个步骤。他先跟妹妹说，接着是姐姐，然后是哥哥。

　　“妹妹当时很震惊，妹妹经常跟我说，你离开他就好了，你多跟女孩子接触就好了，我帮你介绍女朋友。”

　　阿强的父亲到北京住了一段时间，阿强的哥哥跟父亲说了阿强的事。

　　“我爸回安徽后，跑到我爱人家里，跟他们说，这两个小孩在一起都不结婚，以后怎么办啊。他没有说到同性恋，他还是认为可以扭转我们两个的。我说，你不要跑到别人家去说了。我有我的生活，就算你反对，我也不会改变我的生活。父亲说，我不会乱讲，我知道的。”

　　老了怎么办？父亲问阿强。阿强说，可以进养老院啊。

　　“母亲得了胃癌，她不知道我是同志，她在病床边对我说，就你一个人没结婚了。我觉得母亲是带着遗憾、带着对我的不放心走的，这让我很难受。我想告诉我母亲我很幸福，但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阿强说到了很多同性恋家庭的父母。“有的父母强烈地干涉他们，甚至会用自杀这样极端的手段来威胁，认为这是在造孽。自然接受子女性倾向的父母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是慢慢接受，有点无奈，改变不了，只能是这样了。也有相当一部分父母是这样想：不管你是不是同性恋，你都得给我生个小孩出来。”

　　阿伟至今还没有向父母“出柜”，“他是独生子，压力很大。”

　　“在农村，传宗接代的观念更加重，每次他父母给他打电话都说找女朋友结婚的事情。别人都抱孙子了，你什么时候结婚啊，每次打电话一定要讲的。在农村，如果没抱孙子好像抬不起头一样。我在旁边听得都烦了。”

　　今年快过年的时候，被父母反复问到找女朋友问题，阿伟很烦，干脆说——有。

　　父母在电话里一听，激动得很，赶紧从安徽农村来到广州看未来“儿媳”。阿伟则赶紧请了广州某报的女记者，假扮自己的女朋友来家里吃年夜饭。

　　那天，阿伟的父母很高兴。

　　“那位记者后来感到内疚，觉得给了他父母很大的希望，但这个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传宗接代生孩子是更大的难题。

　　“没好办法。一个办法是花十几万块找人代生一个小孩，但这不合法。以后上学呢？上户口是个问题，同学也会给他压力。还有就是女同性恋家庭也想要小孩的，可以和女同性恋者结婚，生了孩子后再离婚。但找一个拉拉(女同性恋者)生小孩很麻烦，孩子生完就是她的，她不会给你，我没遇到过拉拉生下小孩后不要的。”

　　阿强觉得，两个人还会面临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广州这套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万一以后出现不可测的情况，有什么三长两短，有什么法律可以解决这些财产问题？再比如说医院做手术，我爱人以什么身份签字呢？”

　　阿强曾和他的同性恋圈子给全国人大代表写公开信，呼吁同性婚姻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