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1月1日开始，CCTV新闻联播开播，迄今整三十年。三十年来，这是中国大陆知名度最广、全世界观众数量最多的电视栏目。尽管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压力，三十年收视历史所形成的巨大惯性，依然推动着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在每天晚上7点打开电视机，收看《新闻联播》。它是这个国家机器里宣讲系统中最具象征意味的意识形态符号。它的永远不苟言笑的播音员，被称为国脸；时政新闻里不同级别领导人的出镜时间，被精确到秒；主持人服饰的颜色冷暖，意味着国家大事当天可能呈现的基调；节目形态和播音员人选的些许变动，就意味着政治格局的调整征兆；而“今天的新闻联播大约需要59分钟”，往往意味着有重大事件发生。它也是这个国家公共话题的放大器，在朝野分际间承载着既严肃又可笑的重重揣度和质疑。无论是畏惧它，习惯它，麻木它，嘲笑它，受众最后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去关心它，议论它。大到当晚播发的一篇次日见报的《人民日报》社论，小到主持人的发型和服饰的些微变化，它总是被频繁地解读、演绎甚至攻击。三十年间，它甚至被涂上了某种轻喜剧和泛娱乐色彩。新闻联播的意识形态符号色彩，如何练成？它交织着政治权威、垄断商业利益乃至轻度娱乐色彩的传播手段，又将走向何方？

　　传媒学者展江，引入竞争是当下唯一有可能的出路，“与其搞二次革命，不如在新华社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建立第二中央台。”

　　喻三龙描述他曾经送审联播的数十次经历：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电话。红机电话一响，审看的台领导手一抬，送审的记者立即按住暂停键，众人马上屏息静气。鸦雀无声中，就见领导对着电话一边点头一边说是是是，等到领导放下电话，手一指，记者马上按下PLAY键，大家也跟着松了一口气，继续审片。审过了的，欢天喜地，赶快将样片送到新闻编辑部联播组当天的值班编辑手上；要改的，屁滚尿流，也立即蹦到隔壁机房修改；片子毙了的，垂头丧气而去。

　　《新闻联播》历届主播上图主持人照片由左至右分别为：李娟、赵忠祥、薛飞、杜宪、杨柳、贺红梅、罗京、李瑞英、邢质斌、张宏民、李修平、王宁、海霞、李梓萌、康辉、郭志坚尹克路摄

　　在央视台史陈列室里，被传媒学者展江称为“标准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联播》现任主持人邢质斌和罗京的照片，和另外两位19年前离开《新闻联播》的主持人薛飞、杜宪的照片，并列在一排。尹克路摄

　　2008年1月24日上午11点，北京复兴路11号，央视方楼14层会议室，北京奥运会前央视内部规模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和调整正在这里宣布。室内温暖如春，但在座的从部门主任、制片人到普通编导，除了既得利益者，大部分人心中感到了一丝寒意。消息已在央视内部传开：所有的调整春节以前必须到位。他们的职位和利益，将因这个会议而改变。

　　机构改革和调整的内容，大多数人之前已经陆续得知。作为改革的重头戏，央视将以《新闻联播》为主体，成立一个联播编辑部，与此同时，央视在外享有盛名和最具专业水准的团队——新闻评论部，将被分拆。

　　有人揣度，《新闻联播》开播三十周年之际的这场改革，目的在于重振《新闻联播》，然而，他们依旧茫然，央视与生俱来的顽疾——这个交织着政治权威、垄断商业利益乃至披上轻度娱乐色彩的中国意识形态的宣讲符号，能真正奔向新闻的大道吗？

　　1980年11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报道在《新闻联播》陆续播出，尽管当时电视机还属于普通家庭很难拥有的奢侈品，这仍然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新闻联播初期发展史上首轮收视高峰，其时其景，唯有“万人空巷”四字可以形容。

　　很少有人知道，《新闻联播》一开始并不叫《新闻联播》，它有个冗长的名字：《全国电视新闻节目联播》。这个节目从1976年7月1日开始在当时的北京电视台播出，内容主要是各地电视台寄来或专程送来的电视新闻片。当时电视新闻都由胶片拍摄，加上路途遥远，等到胶片送到北京再冲洗出来播出，新闻往往成为旧闻。

　　等到1977年底，微波线路网相继建成，实现真正的《新闻联播》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了。设计新片头的任务交给了美工组的负责人张德生，有着多年电视设计包装经验的张德生觉得原来的节目名字实在太长，打在屏幕上字会很小，与画面也很不协调，建议把名字改成《新闻联播》。就这样，从1978年1月1日起，《新闻联播》这个名字正式启用。从最初的播音员背后屏幕左上角窄窄一块的白底蓝字标牌，到现在特技转出铺满全屏的蓝底黄字；从一座高耸着的广播电视发射塔到平铺着的中国地图，再到转动着的地球仪，《新闻联播》已经走过了整整三十年。

　　留给历史的，是1978年1月1日那天值班编辑黄一中手写的一张节目串联单。上面载明，这一天开播的《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是“邓副主席出席国务院办公室招待会，同外国专家欢庆新年”，时长3分钟；紧接其后是两条社会新闻：“河北马万水工程队勇夺新高峰”，时长也是3分钟；“山西平定县粮食获得丰收”，时长1分40秒。

　　如果从名分上来较真，《新闻联播》其实出生在中央电视台之前。《新闻联播》开播三个半月后的1978年4月18日，据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办公室下发的第001号文件，北京电视台才“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正式改名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对外简称CCTV。

　　“中央”二字，在政治学上也许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字眼。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此前和此后，还很少有媒体命名时被冠以这两个字。但无论是当时批准改名的机构，还是眼看着这个名字横空出世的那些人，都无法想象，多年以后在央视举办的一场二人转选拔赛上，来自东北铁岭的那个农民赵本山会针对这个名字，当众说出那句经典的话来：中央台的毛病就是真把自己当中央了。

　　无论怎样，作为当时大陆的新媒体节目样式，《新闻联播》很快就让人们领教了电视传播的威力。1980年11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报道在《新闻联播》陆续播出，尽管当时电视机还属于普通家庭很难拥有的奢侈品，这仍然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新闻联播》发展史上首轮收视高峰，其时其景唯有“万人空巷”四字可以形容。

　　翌年四月，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在青岛开会，这次为期一周的青岛会议首度为《新闻联播》度身量做了两大毫不含糊的特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都是中央电视台的集体记者，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央电视台供稿；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必须转播《新闻联播》节目。

　　这种地方无条件支援中央的体制一直沿袭至今，即便是在国内地位独特的上海，2007年7月以后，东方卫视也开始转播《新闻联播》。央视专设了一个与地方卫视对接的部门，即新闻中心下辖的地方新闻部。各省卫视也都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和央视联系，名称不一，如广东卫视叫传京组，湖南卫视叫微(波)传(送)组，还有的地方索性叫重点报道部。这也是中央电视台至今无需在大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立记者站的主要原因。

　　除了湖南卫视这种极少数已经靠市场生存的异类外，在各省卫视基本都成为各省“电视党报”的大格局下，各地宣传部门都把“上联播”当作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两会等重要会议期间，对上是宣扬领导政绩的时机，对下则成为各媒体单位的任务。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曾经在安徽卫视新闻部担任某职务，回忆起十余年前带着任务进京为“上联播”奔走的经历，依然感慨不已。

　　青岛会议后的第二年9月1日，恰逢中共十二大召开，中央决定将重大新闻发布时间，由原来20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发布提前到《新闻联播》节目发布。自此，从1978年到1982年短短四年间，央视获得了对上的独家授权，对下的绝对支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政策垄断为表征和以政府喉舌为实质的巨无霸媒体地位。

　　这个巨无霸的核心，显然就集中在《新闻联播》这一核心栏目上。在这个30分钟左右时长节目的庞大阴影下，伴随着彼时媒体传播形式的升级换代，之前风靡一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栏目，极具权威的《人民日报》社论等，都慢慢消退了影响。

　　紧跟在《新闻联播》之后的15秒广告时段，其广告费是所有电视节目中最贵的。1995年中央电视台推出该时段广告招标，曾经创造了“标王”的新名词。标王折射的行业变迁、传递的经济信号以及自身发展的戏剧性演变，使得这一称呼被赋予了超过其经济行为本身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