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归根结底是满足人的需要和精神追求

　　方立天教授已过“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但对时下的“欲”与“矩”感到不安。

　　物质生活提升，精神生活下降；科学知识增多，道德素养欠缺；传统精华毁坏不少，新的共识尚待重建……方教授认为，这是一种价值危机，成为当今人类进步的重大障碍，也是人类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

　　不过，他并不悲观。他对传统人文精神寄予厚望，却非复古主义者。他相信个人心性大有修养空间，共有精神家园不会是空中楼阁。

　　治学半个世纪，他并不完全是书斋中的学者。传统学问的核心，关乎人道。治学传统，旨在修己以安人，经世致用。近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之举，在方立天教授看来，也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尽一点社会责任的表现。

　　以人为本当注重精神

　　《瞭望》：现在提共有精神家园，是否要基于个体对心灵、精神、道德的重视？

　　方立天(以下简称“方”)：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需要好好研究个人与共同体的对立统一关系。共有精神家园需要每个成员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取向，但也不排斥个人发挥积极性，个人没有信念，就无从谈共同信念。

　　《瞭望》：“以人为本”已经成为举国共识，个人应当以什么为本？

　　方：以人为本，是相对以神、以物、以钱为本而言，古代还讲以“民”为本，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言，而“人”，包括所有人。以人为本是以实现人的价值——满足人主体的需要和精神追求为本，不仅要保证物质生活——国家强调民生就是这个意思，还要不断提升精神生活，使人的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良性发展。人的生活不等于物质欲望的满足，人是有思维的，有精神追求的。物质是基础，但精神生活更高，在我看来是第一位的。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瞭望》：“个人解放”提了很多年，现在物欲与性欲的放纵人所共知，但人格的健全、精神的成熟是否有进步？

　　方：提个人解放，针对专制、封闭，是人类的进步。但任何事情都有两方面。首先，个人解放要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解放与社会进步应当是协调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解放是有限度的。人对自己要有约束，不能完全放纵。

　　再者，自由的内涵很丰富，如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等，个人解放不等于放纵欲望，物欲与性欲的过度放纵，对个人身心健康、幸福很不利，比如享乐主义就带来了很多富贵病，对社会也是消蚀力。人对自己要有约束，不能完全放纵。

　　这些年来，中国人的精神面貌、道德面貌一方面前进了，个人主动性、积极性、主体意识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也出现极端个人主义、金钱至上、享乐主义、功利主义，这不好，要下功夫去逐步引导解决。

　　人要有信念、信仰，没有信念、信仰，方向、动力就没有了。当然，不一定要信教，或信哪个教。

　　《瞭望》：全民认同的精神文化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五千年的根本所在。现在这样的精神文化还存不存在？

　　方：可能在重建过程中吧。现在人们思想比较多元，旧的共识被破坏不少，而新的共识也还难说明确形成了。这一百年，传统文化受到很大冲击，有很多绝对主义的做法，把它破坏得厉害。我最近有个想法，将政治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进行一次深刻的反思。但单个人做不来，应当共同努力。

　　中国学术的根本是人文精神

　　《瞭望》：如何看待近年来的国学热？

　　方：这关系到国家文化战略，我认为要冷静对待。根据我个人反复思考，初步想法是，要给国学很好的定位。国学是传统文化中的系统的专门的学问。主要是学术意义上的。经世致用也有，比如中医。

　　国学之魂，中国学术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文精神，国学所包含的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看法、观点，即人生观、社会观、世界观，归根结底是实现人的价值——满足人主体的需要和精神追求。这对世道人心自然有良性作用。

　　国学无疑是与中华民族相联系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保存发扬国学中的优秀成分，对保持民族的独立性，保持文化的根、思想的根、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根本，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国学确有让西方作参照的地方，以佛学为例，在当今世界宗教冲突、霸权主义、恐怖主义、领土争端、资源掠夺以及邪教等而引发的种种人类苦难当中，佛教的一些理念，如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圆融等都有化解作用。当然，我们不能说国学要取代西学，来指导全人类。我主张东西方文化互补、交融，最好通过融合，形成大家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现在在探讨全球伦理，能不能进一步探讨“全球价值”？这个很难，可能要有全球性的大师来整合。

　　《瞭望》：中国贤哲所强调的道德责任、自由意志、独立人格，为何没有在实践中延续下来？

　　方：独立人格是道德责任的前提，它们在早期贤哲那里是统一的。

　　但社会很复杂，哲人那么说，为政者不一定那么干。秦汉以来的专制制度，削弱了自由意志，这是传统思想演变的一种偏向。现在需要适当重整，处理好道德责任与独立意志、人格尊严的关系，使之良性互动。

　　从个人修养到社会责任

　　《瞭望》：儒释道三家的心性思想及其源头对当代人有何意义？

　　方：我有个想法，要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去弘扬传统文化。传统不止是儒家，道家、佛家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综合研究，进而深入探讨三者价值理念的精髓。

　　儒家的人本，道家的自然，佛家的解脱，这是基本的传统，都有一个中心，就是如何完善自己，成就理想人格。三家统一在心性上，注重心性修养。

　　心性修养对行为有指导作用。心性内涵包括理念、意志、情感等，一个人对宇宙、人生要有正确的认识，这要通过教育、学习、修养来实现。这对当前也很有借鉴作用。简单来说，就是去恶存善。人有好的一面，把它阐发出来，不好的，克服它。

　　《瞭望》：修心养性如何身体力行？

　　方：从小就要开始教育，扎根一辈子。不要放弃，要努力去做。做也要讲究方法，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思想教育、道德教育，要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考虑，要考虑内在的东西，启发内心觉悟，不能生硬灌输。

　　《瞭望》：从个人修养到社会责任，儒家、大乘佛教都有明确的道路，这还适不适用于当今社会？

　　方：它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自然应当汲取。地藏菩萨发大愿入地狱，要待众生得救自己才最后解脱。这是何等的精神。

　　《瞭望》：如果做不到兼济天下，独善其身有价值吗？

　　方：独善还是应该的，也是有可能做到的，君子慎独，对自己严格要求。虽然人处社会之中，受到各方面制约，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主体作用发挥得比以前要好，各显神通，空间很大。

　　《瞭望》：赚钱大有空间，从善也一样。

　　方：光独善还不够，应当发宏愿，正因为环境不太好，大家素质不太高，就正是你发挥作用的时候到了，不能回避。

　　官方诉求应打动民众心灵

　　《瞭望》：“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官德是否该起表率作用？

　　方：这个很重要。在我们的传统和现行体制下，官员一直是大家的仰视对象，对官员的人格要求应该更高，官员道德涉及我们国家命运，腐败就可能亡党亡国。

　　《瞭望》：有官员求神拜佛，有官方祭祖祭圣，您怎么看？

　　方：要具体分析。祭礼炎、黄、孔，可能是为弘扬民族精神，体现寻根追求，对光大民族文化有作用。但也可能为推动旅游、发展经济。

　　有的官员信教，比不受一点约束、大肆贪污腐化的还要好一点。其实，官员把自己的工作搞好，也就是把老百姓服务好，比信教重要得多。官员崇拜的对象应当是当地人民。

　　工作搞不好，求神拜佛有什么用？佛又不会保护腐化分子。

　　《瞭望》：现在有反权威、解构的潮流，一些典型人物、道德楷模的反响往往不如民间选秀热闹、“深入人心”，为什么？

　　方：可能部分原因在于，以前政治斗争太严酷，让人对政治畏惧，宣传灌输又太生硬，令人反感，引起逆反心理。

　　而现在执政党讲以人为本，领导人亲民，和老百姓讲感情，在调整。朝这方面大力下功夫，抓紧民生方面的事，慢慢就会转过来。要形成一种印象，政府做的事是为老百姓着想的。这是基础性工作。

　　在具体的宣传方面，应当把外在灌输转成内在需求。宗教在这方面做得就很好，值得学习。它关切人的终极问题，能打动心灵，使信徒自觉自愿接受它的理念和道德规范。

　　《瞭望》：当前的价值理念与制度之间契合程度如何？有何改进之处？

　　方：制度内及精神，外及物质，是起保障作用的。这些年，我们的制度是在不断改善的，在公平正义方面，如教育、医疗、城乡差距等，都在努力改变。另如民主，也在适应民众的要求，不断提高程度。

　　知识分子须正学以言

　　《瞭望》：面对大众的精神失范，道德失序，知识分子有的随波逐流，有的道德狂热，这有何后果？

　　方：这两种都需要克服、调整。一方面不要失去信心。另一方面，好为人师，效果也不好。社会的进步，道德面貌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不断前进。

　　《瞭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现在还适用么？

　　方：可以，知识分子仍然应有这种志向。

　　《瞭望》：以前“学而优则仕”，现在作为学者的知识分子，怎样去“为万世开太平”？

　　方：“为万世开太平”，要看在什么意义上讲。为未来发展提出理念、方向，出思想、出主意、出智慧，也是在发挥特定作用。政治家、知识分子、民众应良性互动。

　　《瞭望》：您治学半个世纪，能不能以己身说法，讲讲所治之学对您个人的影响，以及您作为学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方：学习、研究佛学、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对我自己安身立命和人生价值取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在事业上是儒家指导我，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另外，生活上、名利上则受道、佛影响，不争名利，顺其自然，淡然处之。

　　好的传统需要体认，要去实践。“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总的来说，想努力工作，做点事，不愧对这一生，同时多少给这个社会留一点东西，为社会做一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