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上午10点半左右，南京市民魏女士路过南京市内解放南路时，发现一位老太太瘫倒在人行道上，口吐白沫，老花眼镜和毛线帽子都掉在了一边。不知老人何时摔倒，而来来往往的行人都小心地“绕弯儿”走过，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搀扶。魏女士犹豫再三，喊来七八名路人作“见证”———“老人摔倒不关我的事”，才敢打电话报警。民警赶到现场，迅速联系了120急救车将老人送往医院。(2月16日《现代快报》)

　　培根讲：“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好事者如此“惊慌躲闪”，不正是源于对彭宇案的担心吗？2006年11月20日，彭宇坐公交车下车时，看到一位老太太倒在离站台不远的地方，出于好心，他忙上前将其扶起，并帮忙把她送至医院；后被法院判决赔偿损失45876.36元，依据是“常理推断”：“如果彭宇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老人的家人到达后，彭宇完全可以言明事实经过并让老太的家人将她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彭宇在事发当天给付老太200多元钱款且一直未要求老太返还”，等等。

　　“凭借常理推断”得出的判决，不但没有让助人者得到应有的道德回报和自豪感，反而承受经济、精神的双重痛苦，这总是一种不够厚道、有失公正和公平的轻率判断。

　　“在社会普遍缺乏责任感的今天，法律应当尽可能鼓励民众建立敢于承担的信心。”换言之，就算好事者就是肇事者，只要他没有逃走而是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这种道德勇气就应得到一定的“责任豁免”，而不能用所谓的“常理推断”抑制好事者的作为积极性。法院的判决无意间催生了“彭宇恐惧症”、“彭宇后遗症”的涟漪效应，前面有彭宇，后面就有魏女士，壮大的精神凯歌萎缩成战战兢兢的“如履薄冰”，堂而皇之的助人为乐演变成小心谨慎的“有备无患”，一种光明灿烂的道德亮色蒙上了乌烟瘴气的胡乱猜疑、不予信任等道德灰尘。在社会道德发展不够景气的今天，这尤其是一种难言的痛。

　　真善美和假恶丑的较量意志就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正如有鲜花也会有苍蝇一样，这时，人们需要的是用“善”的制度和动机，维护、推动社会良性资源，用更多的力挽狂澜、义无反顾去体现所谓善良的“蜗牛动力”，而不应以所谓“司法理性”使社会道德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当社会陷入语无伦次的“道德陷阱”，这种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有关部门对此装聋作哑，显然是不行的。对那些误导社会道德发展的“葫芦判决”，人们不能保持沉默！

　　令人欣慰的是，“社会道德法庭”同样对彭宇进行了“判决”，“更多的人表示支持他，网上呈现明显的一边倒，不少网友自发为彭宇建立账户，为他捐款”。这种民间判决不正是对“葫芦判决”的无声对抗吗？法院可以形成司法判决，却无法左右公众的道德判决，人们在内心建立起来的敬畏厚道、敬仰助人者的良好社会风气，仍是茁壮发展的道德力量。但愿它能抵达每个人的内心，影响每个人的真善美的道德气质，成为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毕竟，社会不能缺少这种道德慷慨和人性欢歌，更不能任恐惧在“彭宇后遗症”中滋生、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