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程，男，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卒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八月。祖籍江西，北宋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十七世孙。曾祖父范鏓曾于明嘉靖年间担任兵部尚书，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
他于皇太极在位期间任内秘书院大学士，于顺治在位期间任议政大臣、太子太师。为皇太极和顺治时期的主要谋臣。去世后葬于怀柔红螺山，谥文肃，康熙御书祠额曰“元辅高风”。
我的家族在历史上可称显赫。五个世纪之前，曾有一位名叫范仲淹的大臣，领导了北宋著名的“庆历新政”，为改变北宋中叶积贫积弱的困境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尝试。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财富。而我，恰恰是他的儿子，北宋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十七世孙。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名门之后，应该继承范家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我出生在关外重镇沈阳。我的曾祖父范鏓是明正德年间进士，在明嘉靖年间曾担任兵部尚书，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而我家位于沈阳附近的抚顺。虽然从祖辈往下算，官是越做越小，但这并不妨碍我的成长。毕竟，我仍旧生活在官宦之家、书香门第。我自幼好学，博闻强识，记忆力和理解能力都较一般孩子为强。十八岁那年，我就在沈阳县考取了生员，也就是秀才，有了最初的功名。从沈阳返回抚顺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下一步如何力争考取举人，而后进京考进士，感受金榜题名的愉悦与快乐。尽管关外的教育水平落后，考上更高功名的几率非常小，那我也要勇于尝试！
正在我踌躇满志，准备步入仕途，大显身手的时候，一场灭顶之灾降临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在家里操办族内丧事的我，突然听到城外喊杀声震天，不一会儿工夫，街上的行人已经消失殆尽，又过了一会儿，街上出现了一伙打扮怪异的士兵，每个人都骑着高头大马，手里都提着刀枪，脑后拖着一条辫子。我终于意识到了一个现实，抚顺沦陷了。尽管这个现实我不愿接受。早就听说抚顺关外的女真人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名曰“后金”，其首领“天命汗”努尔哈赤曾经接受过明朝的册封，后来用一己之力完成了对关外女真各部的征服。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后金能轻易攻破这座有明朝重兵保护的边疆重镇。几天之后，确切的消息传来，原来，努尔哈赤就在不久前，就打出了为父报仇的“七大恨”旗帜，举兵袭击明朝边关，抚顺守将李永芳没有任何防范，面对突如其来的后金骑兵的冲击，很快就开城投降。我曾经听说过后金军人嗜杀成性，还好没怎么抵抗，没有惹怒这些亡命之徒，否则抚顺连同它的百姓都要化为灰烬了。总兵张承荫受辽东巡抚李维翰的派遣，率兵一万进行反击，结果由于对后金军情形不明，被敌人包围，全军覆没。
后金军风卷残云一般地袭占了关外多个要塞，而后大肆掳掠，扬长而去。他们所获得的三十万人畜，被作为战利品赏赐给有功官兵，而我不幸也成为战利品的一份子，从此由秀才沦为奴隶。
努尔哈赤是个脸庞黝黑的汉子，他以十三副遗甲起家，最终成就霸业的威名我早就听说过。但他似乎对明朝的衣冠人物，包括没有什么资历的儒生十分反感。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必须杀尽斩绝。结果，验明正身之后，我就被送往刑场，即将糊里糊涂地了却残生。但就在我即将引颈就戮的时候，努尔哈赤亲自来刑场清点死刑犯。当我俩目光相遇之时，我再次被他的英雄气概所震惊，而他似乎也被我身上的某些特质所吸引。他一声令下，我从死刑犯的行列里被拉了出来。大概是我硕长伟岸的身躯救了我，努尔哈赤也喜欢跟他一样气质的男儿。接下来的问话，让我距离死神渐行渐远了。我简练的回答让他感到我不是那种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也不是那种充满官老爷潜质的阔公子，颇知明朝底细和中国历史的他甚至听说我是范鏓的后裔，与范仲淹还有一些渊源关系，竟回头告诉贝勒们说：“此名臣后也，善遇之！”只一句话，二十一岁的我就逃离了死神的怀抱。努尔哈赤把我拨到镶红旗下为奴。好死不如赖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奴隶就奴隶，有朝一日，我还会回到明朝，回到家园的。
努尔哈赤一生戎马倥偬，战功卓著。一个又一个捷报的传来，让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备受打击。就在我被俘的第二年，明军主力在萨尔浒战役中被后金军击败，从此丧失了辽东地区的战略主动权，转而采取守势。而朝廷似乎没把辽东的巨变当回事，继续勾心斗角，党同伐异。天启皇帝即位后，重用大宦官魏忠贤，打击贤臣，宠信小人，朝政日趋败坏。辽东边帅一再易主，军事行动总受到魏忠贤的掣肘。就在魏忠贤在北京权势熏天的时候，努尔哈赤攻陷关外重镇沈阳和辽东行政中心辽阳。家乡已经完全沦入异邦，我回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看着明朝一天天的衰败下去，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看着后金蒸蒸日上的势头，我有种预感，也许若干年之后，这个关外小邦会成为明朝的劲敌，甚至夺取明朝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天下。那么作为汉人，我该怎么办呢？是继续怀念故国，还是干脆支持这个少数民族的新政权呢？
崇德八年(1643年)，一直倚重我的皇上突然驾崩。临终前他没有留下遗嘱。大阿哥豪格和皇上的十四弟多尔衮进行了一场旨在争夺最高权力的博弈。结果，谁也没有如愿即位，而是由年仅六岁的九阿哥福临继承了皇位，改元顺治。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成为摄政王，豪格则退出朝廷，转而成为前线统帅。几个月之后，多尔衮便排挤了济尔哈朗，成为清朝实际意义的一号人物。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权力更迭中，作为先帝元辅的我，没有表态，而是躲在盖州汤泉养病，冷眼旁观了一切。我相信，不管谁执政，都要继续倚仗我这个托孤重臣。
盖州休养的时候，我并没有闲居，而是时刻关注着天下形势的变化。就在新一年的开春，风闻李自成农民军正在围攻北京。我想，摄政王多尔衮一旦获悉这个重大军情，必然会急召我到盛京商议。正在琢磨我朝应当如何利用明朝即将崩溃的契机之时，摄政王的信使到了，果然请我火速到盛京，讨论的就是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我朝的对策。坐在前往都城的马车上，我思忖良久，成竹在胸。
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诸王贝勒分两列坐定，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在小皇帝左右两侧。似乎所有的议政大臣都还没做好准备。我就首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