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近日，作家王晓方创作的长篇小说《市长秘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原型，讲述了市长秘书雷默在经历两任腐败领导期间的心路历程，见证了官场的斗争与腐败。小说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连续在各大书店文艺类畅销书排行榜首。

　　而且，不只《市长秘书》，近几年来，几乎每部官场小说的出版，都会掀起畅销热潮。《局长》、《驻京办主任》、《女行长》、《信贷处长》、《接待处长》等一系列描写官场的小说都曾经占据过大大小小书店的重要位置；《省委书记》、《苍天在上》、《大雪无痕》、《至高利益》等改编自“官场小说”的影视作品也都曾是保证收视率的金字招牌。

　　那么，这些官场小说是怎么创作出来的？都有些怎样的特点？在当前文学萎靡的情况下，官场文学却为何偏偏能受到读者青睐？日前，擅长写官场小说的作家王晓方接受了人民论坛记者的专访，他在从事创作之前曾经亲历过东北著名的腐败大案“慕马大案”。

　　记者：我知道您曾经一直在官场当秘书，请谈一谈这段经历对您之后创作的影响？

　　王晓方：作家歌德曾经说过，自然秘密的公开将人引向艺术。我的“秘密”是与众不同的，当我服务多年的领导因腐败而被判死刑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当他伏法的第二天，网上有一张他被执行死刑前的照片，坐在一把椅子上，目光绝望且迷离，手里有半截香烟，这大概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张照片。我是在傍晚时分看到这张照片的，当夕阳透过玻璃窗射到我的脸上时，我的内心世界极其悲凉，同时有一种将内心的自然秘密变成精神秘密的冲动，我将照片打印出来，放在桌子上，盯着照片，一口气写了一万多字，这就是《市长秘书》这部长篇小说的开头。

　　记者：您曾写过《驻京办主任》等一系列官场小说，请谈一谈对当前官场文学的看法。在这部小说里，您把主人公雷默身边的两任市长都写成腐败分子，是否寄托了您对反腐倡廉的深深忧患？

　　王晓方：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描写官场的作品就是官场文学。《市长秘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场文学，它更像是主人公灵魂世界的忏悔录。

　　中国人有官场情结，所以官场文学便应运而生，当腐败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一种社会现象时，一批关注现实、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为了再塑良知和正义，创作了一批揭露腐败现象的文学作品，这就是官场文学产生的背景。目前官场文学的状态是既有激浊扬清的严肃文字，也有揭露官场黑幕的猎奇作品，更有功利性的做官秘诀和做官指南，总之是鱼龙混杂。当然，要想写好官场文学作品并不容易，需要作家有丰富的生活底蕴和政治成熟度，更要有对整个社会历史洞若观火的能力，最主要的是要有勇气触碰那些最坚硬的问题。这就是在这部小说里，我为何把主人公雷默身边的两任市长都写成腐败分子的原因。老百姓把这种深恶痛绝的现象习惯性地称为“前腐后继”，这是其它文学作品所没有表现过的。我就是想突破先有一个腐败分子，然后蹦出一个“高大全”来战胜这个腐败分子的传统模式。

　　记者：同时小说中也揭示了反腐败不能靠人性的自我约束，而必须有好的制度制约，请您深入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王晓方：小说能起到监督、反思、教诲的作用，但是靠小说解决不了腐败问题，要靠好的制度。我觉得腐败分子有两种：一种是有好的制度约束可以不滑向腐败的人；另一种是即使有好的制度约束也会腐败掉的人。在现有的腐败分子中，前一种占绝大多数，后一种占极少数。这说明腐败不能靠人性的自我约束，必须要有好的制度约束。那么什么是好的制度？我个人理解就是政治上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中国要继续前进，最要紧的是民主政治体制建设。这一块跟不上去，包括腐败问题在内的很多问题都难以彻底解决。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可见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国人为什么有那么浓重的官本位情结？我认为是制度使然，一个人一旦从了政，便会终生做官，所谓的能上能下，不过是从这个官位到另一个官位罢了，这种制度必然造成人们对官位的崇拜心理；如果一个人当了一届或两届官，就得自谋生路，官本位情结自然就淡化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法宝就是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记者：您为何将创作目光聚集到市长秘书身上？您如何看待当前官场秘书这一处于权力中心的特殊群体？

　　王晓方：《市长秘书》不是一部用故事和情节讨巧读者的作品，它是发自内心的心灵独白，是一部灵魂白皮书。故事是虚构的，但是心路历程却是真实的。之所以以秘书的视角剖析心灵世界，是因为小说的创作素材也就是这部书的故事源头，既源自我的生活，也源自我的心灵感悟。

　　我的作品大多以官场为背景，是因为我熟悉官场，我就那么生活过，深知官场的诡谲、官员间微妙的种种心态和权力争斗的惊心动魄，特别是秘书与领导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使秘书很难摆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窘境。我们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其实也不尽然，现实中腐败的领导要比腐败的秘书多。《市长秘书》中的秘书雷默就坚守了自我，当然这种坚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实中国秘书群体中不乏优秀人才，只是由于选人机制、体制等原因不能脱颖而出。以《市长秘书》里的人物为例，如果论德才，张国昌远不及雷默，那么为什么张国昌成了领导，雷默委屈成了秘书？我认为这才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深层次问题。

　　当然秘书也分政治秘书和生活秘书两种，前者大多是高学历人才，有政治敏感性，文笔好，有思想，选这样的人做秘书的领导大多是有政治抱负的领导；后者靠关系上来的较多，他们可能在机关出身于办事员、打字员、司机，但是与领导之间的关系密切，这部分人进机关原本就是为了当秘书，将来好混个一官半职的。当然不是说政治秘书就不管领导生活，生活秘书也不参与领导工作。事实上，领导与秘书之间有多少是工作关系，有多少是感情关系，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很多情况下，秘书如果只知道埋头工作，不懂得照顾领导的“生活”，即使工作干得再出色也不会得到领导的赏识，与领导的感情也不可能深，秘书腐败有时候纯属于“逼良为娼”。

　　记者：小说中对情爱的描写占了很大比重，官场似乎也总是与情色扯不清。当前，官场情妇现象很受关注，请谈一谈您对官场情妇现象的看法？

　　王晓方：《市长秘书》中有一些情爱描写，我认为这些描写是必要的，这些描写有力地突出了主人公雷默在受到打击和心灵震撼后在压抑中的扭曲个性，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批判性。情爱是最能寄托灵魂的。正是因为情爱，特别是性爱描写才揭开了人性的许多阴暗而令人惊悚的秘密，使《市长秘书》这样的作品具备了非同一般的人性深度。

　　说实在的，我不太相信“富贵不能淫”这句话，俗话说，“饱暖思淫欲”。据一份权威调查报告显示，领导干部腐败60%以上跟包养情妇有关，被查处的贪官中90%的人有情妇。当然情妇不只是贪官才有，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有这种现象，对于其他阶层来说主要是人性层面的问题，但是对于官员阶层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我认为还是制度方面的问题。贪官包养情妇不过是腐败的“次生现象”，如果有更为开放和透明的监督机制，使官员在私生活方面面对强大的监督机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使他们不敢视法律如同儿戏，那么红颜还能祸水吗？

　　应该说，在《市长秘书》这部书中，主人公秘书雷默知道了市长张国昌太多的污点，但是雷默并没有抛弃张国昌。其实张国昌对雷默也是刻意用心的，在吃喝玩乐这些游走于法律边缘的问题上，他从不对雷默隐瞒，而且还授意雷默去帮他操作；但是在违法乱纪的赌博、受贿等重大问题上，张国昌都是一直对雷默保密的：一方面，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即使是最亲近的秘书；另一方面，也是有些爱护秘书的心理，一旦东窗事发，秘书还可以清者自清。也正是这样，张国昌出事了，雷默还可以得以自保！

　　我就是想用人性之刀，像劈开一只饱满的春笋一样，将灵魂的外皮一层层地剥落，直到“笋”的雪白肉质暴露出来。我就是试图通过雷默的反省来揭开贪官腐败心灵的秘密，展示他们复杂幽秘的内心世界，借助“病痛”，寻找失落的心灵庄园。

　　一个作家无论他用什么方式写作，只要他有触摸灵魂的勇气，有内省和批判的冲动，在神秘的人性通道中不断前行，就一定能够在自救的同时，引起读者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