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28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各阶层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传统的商人阶层在沉寂二十余年后获得重生并再度燃起烈火。现如今，作为一个再生的“新阶层”，商人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财富的积累更让他们开始萌生参政的意愿。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由于政策上不允许、不鼓励，导致私营企业的发展扭曲甚至变形，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为地取缔。“1957年以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在此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随着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集体所有等单一公有制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强化，随着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发展，通过户籍制、所有制、单位制等社会网络和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管理手段，将全体国民严格地控制在僵化的、静止的社会结构中，并且把它作为急于求成的理想模式，采用不断进行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加以追求和凝固化。

　　然而，产生雇佣劳动的社会经济条件，如同野草，深深植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土壤之中，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时枯时荣，消而不灭。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许多人自发地、本能地进行着简单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试图突破僵硬的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束缚，寻找自救谋生的路子。1970年代初中期，福建泉州、浙江温州等地创造的“联户企业”、“挂靠企业”，就是一种勇敢的尝试。尽管它们以“地下工厂”的形式存在着，而且很快就受到“专政”，被“铲除”，被反复批斗，但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直到1980年代初期，泉州石狮镇和温州柳市镇两批“八大王”被无罪释放和平反昭雪，才勉强结束了私营经济漫长而痛苦的预演阶段。

　　私营企业的产生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除非有不可抗拒的非经济原因，否则它是不会中途夭折，即使中途夭折了，它也会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重新产生。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中央也开始鼓励创新和大胆探索。《人民日报》1981年5月29日至9月19日开展了“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讨论”。从报上刊登的来稿可以看出，多数人能够以平常的心态对待鱼塘承包现象，认为这是“让能人大显身手，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即使有一点剥削，也不应大惊小怪！”但也有人认为，“解放能人，不能忘了根本”，“不能允许雇工剥削，这是大的原则问题”。

　　现如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已经成为现实。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私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私营经济人格化的商人阶层，也由“地下”走到“地上”，由少到多，逐步扩大。到2000年，全国登记的商人达395.35万人，拥有注册资本总计13307.69亿元，雇用员工2011.15万人，经营各类企业176.18万家。

　　哪种形象能够代表当前商人阶层的总体形象呢？作为个体，他们个个鲜活，而作为群体，由于所处行业、人生经历等等差异，他们已经是一个充分多元化的阶层，简单的素描已难显其本色。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是一群做大事的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商人每年奔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且，这是一群在各方面不断进步的人，包括经营管理企业的能力、人生追求、生活品位。

　　时下，中国的商人群体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要求的社会阶层。私营企业的资产属于商人所有，商人对企业资产享受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并且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私营企业的整个生产、交换、分配过程，都由商人调节、控制和指挥，为追求最大化利润的生产经营目的服务。在私营企业内部，产权关系清晰，企业主是生产数据的主人。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所雇用的员工是一无所有者(有的员工也有少量股份)，无权占有、支配这些生产资料。

　　尽管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阶层队伍的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一定会提出相应的政治要求，并实现一定的政治参与，以表达其阶层意识和合法权益。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尚未形成自觉的、统一的政治要求。

　　当然，对于大多数商人来说，政治参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参与政治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也有一些商人其实已经具备这些条件，但他们在商言商，对参政议政的兴趣不大，热情不高。多数商人在政治上仅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只有一部分综合素质较高、经济实力较强的人，开始积极地将自己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升为政治要求，并努力在一定的场合以一定的方式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