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悄逝，思念不减。面对纪念邓小平逝世十周年和南巡讲话十五周年，我们似乎有太多的话想说。很多人指点评论寄哀思，我们则希望能选取一段岁月，回放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探寻这位伟人生命一侧以及与这个时代的血肉联系。

　　我们选取的是1990至1993年的邓小平与中国。

　　上海不能错过机遇

　　1990年春节期间邓小平给上海出了道题：“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连续七年都在上海过春节。如果查阅一下迄今记录小平言行最细致的《邓小平年谱》，你会发现小平至少十余次谈到浦东，主要谈话都在上世纪90年代。

　　1990年春节期间邓小平给上海出了道题：“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这年起，邓小平屡次着重谈到加快发展经济，抓住历史机遇，这成为他这一阶段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1990年3月时，他说自己担心经济滑坡，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

　　1990年春节大年初一，上海市领导来到小平下榻的宾馆给他拜年，大家的话题很快就转到浦东开发上，他鼓励大家赶快给中央报开放设想。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就有了北上、南下、西扩和东进几个方案，1984年正式确定了东进的基本思路。浦东，濒临东海，背倚长三角，为我国“黄金海岸”和“黄金水道”的交汇点，不过此时相比浦西的繁华，浦东悄无声息。1988年时，小平就在一份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报告上批示说：“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之后，上海加快了浦东开发可行性研究。

　　1990年4月18日，时任总理李鹏在上海视察时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1991年春节，邓小平一连在上海视察了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上海航天局新中华机器厂、南浦大桥工地等处。他鼓励大家“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在视察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时，邓小平详细询问桑塔纳轿车的型号、性能、原材料是否国产化、出口到东南亚地区的价格。他说：“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当有同志表示有一些人认为合资企业不是民族工业，害怕它的发展等问题时，小平回答说：“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

　　当年，在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论苏联局势时，邓小平表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

　　1993年，邓小平在上海过了春节后，临行前，吴邦国和黄菊送他上了火车，也告别过了，但小平又把他俩叫上火车，谈了十分钟。吴邦国后来回忆说，这十分钟的时间重点就谈一个问题，就是上海不能错过机遇。“他对我和黄菊同志说，你们要有勇气，不要在你们手上失掉机遇。当时对我们来讲感到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责任，而且对上海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浦东开发、南方讲话震动世界，中国这艘巨轮不但没有停航，而且前行得更加迅速。但当年姓资姓社的辩论有的并没消失，更多的是有关改革具体政策的争论。机遇在哪？矛盾如何？对策可有？人们对中国现实与未来的关切之心日益增长，用一本书的名字形容叫“改革没有浪漫曲”。

　　“要握一握年轻人的手”

　　“我要握握年轻人的手，科技的希望在于年轻人。”

　　1992年1月23日晚，还在上海谈判的游景玉接到一个电话，之后他以最快速度订到了24日去广州的飞机票，等他再赶回珠海已是25日凌晨4点，而几个小时后他和公司将迎接一位贵客：邓小平。

　　游景玉是1988年创建的珠海亚洲仿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仿真系统工程是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高科学技术——这类系统工程，采取模拟的方法解决航天、航海、军事、电站等复杂行业训练人员的重大课题。

　　1月25日上午8时30分，当小平同志在省、市领导陪同下健步走入公司的六角形大厅时，站在大厅等候的亚仿工程师们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小平停下脚步大声说：“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年轻人！”大家又再一次热烈鼓掌。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你认为站得住脚吗？”在听完游景玉的汇报后，小平立即这样问道。

　　“我认为完全站得住脚，因为我们是用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的实践，我们过去的实践、现在的实践和未来的实践都会说明这个问题。”游景玉回答说。

　　“我相信是正确的。”小平说。

　　小平走进机房，在一台计算机旁停下来，他和正在操作的浙江大学毕业的吴芳辉和上海交大毕业的郑在锋握了手，并高兴地说：“我要握握年轻人的手，科技的希望在于年轻人。”

　　“和大家留影后，小平和我们公司102位员工每一位都握了手。”当时二十多岁、任亚仿公司办公室主任的王恢15年后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仍清晰记得这个细节，“这次在珠海小平就是视察高科技企业，那时按规模我们不是很大，但作为高科技很有代表性。”

　　视察珠海亚洲仿真公司前一天，邓小平来到珠海特区生物化学制药厂。1991年，这家仅有80人的企业人均创税达12万元。

　　“我们全厂职工盼着您来啊，这是我们全厂职工的幸福。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们能够有今天，是您指引的结果。”生物化学制药厂厂长迟斌元紧紧握着小平的手，激动地说。

　　邓小平微笑着摆摆手：“过奖了。”他拿起装凝血酶的小药瓶不断询问。当听说凝血酶已成功地打入了国际市场时，十分赞赏。“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这要靠我们科学工作者出把力，这样才能摆脱被欺负的局面。”

　　一位在场的人士告诉记者一个细节：当邓小平走到一座楼梯转弯处，看见墙上挂着一块写有“不求虚名，只求实干”的标语牌时，他驻步轻声念了一遍，赞许地说：“对，就是要实干。”

　　粮食“压库”难题

　　“江西去年年景怎么样？”

　　“年景还好。1991年农业全面丰收，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5.5%，工业生产总值增长14%，财政收入增长10.3%，实现收支平衡。农业人均纯收入达到702元。”

　　“那好，702元不简单。”

　　上面这段对话发生于1992年1月30日下午3点40分，江西鹰潭火车站站台上，问话者为刚刚从广东去往上海的邓小平，答话者是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毛致用。2007年2月8日，毛致用给《第一财经日报》发来了这次谈话的详细记录。

　　这时，一起谈话的时任省长吴官正说：“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压库严重，库外堆放的粮食就有40亿斤。”邓小平说：“粮食问题上，江西是作了贡献的，你们有困难可以向中央反映。”他们几人在站台上边踱步边交谈，邓小平强调胆子要更大一点，放得要更开一点。

　　江西、湖南自古农业发达，1958年至1960年，在全国粮食极端困难的时候，江西一共外调大米23.5亿斤，也是当时仅有的两个增加库存的省份之一，邓小平说的江西在粮食问题上作的贡献就是指此。1990年这两省粮食产量就占全国的1/10，更是举足轻重。

　　不过，买难、销难和储存难成为此时粮食大省的难题。“粮食很多，卖得不行，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我们当时是一年两季的粮食，太多了，副业很少。”时任江西省农业厅厅长的刘初洵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一份中国社科院当时的调查报告显示，江西、湖南省内城乡自由贸易市场粮食交易量仅仅占各省产量的5%，省际、县际的交易大多通过粮食部门的讨价还价(主要是议购议销)，而粮食部门并不自负盈亏，丰年减少收购急于抛售，无法实现调节功能。从1985年到1990年，江西早稻每百斤订购价从15.59元提高到22.1元，议购从18元提高到35.5元，不过考虑更快增长的农资价格，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位江西学者还向记者回忆说，当时“早晚稻差价过小，农民没积极性，外销还出现搭配现象”。同时各省粮食企业不仅占用大量信贷资金还亏损严重，中国财政年鉴显示，江西省1992年粮企达4.7亿元，这已是经过努力比上年减亏30%后的数字。

　　江西省一位老同志对记者说，在1992年小平和江西领导谈话后不久，在鄱阳湖的游船上，时任农业部部长刘中一和江西省同志一起商量解决粮食积压问题。后来大家认为可以减少播种面积，即使出现暂时困难，也可以很快周转过来。

　　1992年下半年，江西省就作出新规定，提出粮食在保证完成国家定购任务的前提下可常年放开经营，取消“大米由粮食部门统一收购，其他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的规定，鼓励和支持粮食多渠道经营等。

　　“我记得有一年缩减了500万亩，这就放开了一点，我们也开始往广东、福建运，因为当时广东一带，务工的人多，大量需要我们的早稻。减少种植面积，搞多种经营，发展养猪业。”刘初洵对记者说，“总之当时要迈出这一步，难度是很大的。”

　　近30年，农村改革以土地使用权下放起头，以流通领域续之，如同上面20世纪90年代初粮食大省的情况，从强化订购到放开价格再到顺价收购和之后彻底放开，落棋几多，之后彻底减免农业税令人一喜，但农村管理体制强烈的计划色彩、公共服务和城市对农村新的“剪刀差”让人不可一时轻松。

　　大中型企业“换脑筋”

　　“要真正给企业权力。大中型企业不搞活，社会主义优势在哪里？”

　　1992年5月22日上午8时30分，一辆丰田考斯特旅行车来到首钢，车上走下的是88岁的邓小平，他上穿灰白色夹克，下着西裤、皮鞋，精神矍铄。

　　钢铁是中国人现代化梦想中难以释怀的情结。大炼钢铁的教训人们不会忘记，而1975年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着手的头等大事就是整顿铁路和钢铁。1978年，他出访日本，专门去了解日本最大钢铁公司的情况，热轧车间中利用电子计算机控制令他印象深刻。

　　首钢兴建于1919年，原名石景山炼厂。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部门选择首钢等8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首钢提出一个利润递增包干以及一系列提成分配比例的办法，主要是：利润按2.7亿元为基数，每年递增7.5%上缴国家；超额归首钢按6：2：2用于生产、职工集体福利和增加职工收入。这一改，首钢成了中国最早实行承包制的企业，自承包后连续12年实现利润平均每年递增19.1%。

　　1992年这一天，听了首钢负责人的汇报后，坐在藤椅中邓小平伸手指指自己的头说：“主要是解放思想换脑筋。脑筋不换，怎么也推不动。脑筋一活，想得就宽了，路子也就多了，干得也就更好。要真正给企业权力。大中型企业不搞活，社会主义优势在哪里？改革开放进行得好的、发展得快的企业，要用上交的利税、出口创的外汇、技术水平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来证明它的优越。”

　　记者得到的一份记录显示，当有首钢领导说大多数企业90%的钱都上交了，机动财力太少，立项较难时，小平马上说：“真正的毛病就在这里，就是上层建筑这个机制、结构的改革。”

　　除了投资立项权，此时的首钢领导感到最缺乏的还有外贸经营和资金融通权，一位负责人对来访的媒体记者诉苦说，“一个项目审批的时间，往往比干的时间还长。”小平视察后不久，国务院赋予了首钢上述三方面更大的自主权，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和华夏银行成立。

　　对企业进一步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一些人质疑首钢15%的计划内产品自销权，《首钢日报》记录当时财政部也多次用简报形式向国务院说“首钢拿得多了”，首钢则发简报予以解释。更重要的是经国家批准，首钢一直没实行利改税，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已完善了增值税，1995年，首钢实行利改税，承包制结束。

　　不过企业改革总体上更为复杂，1987年承包制向全国全面推广开，但由于各方面原因，企业资金紧张，效益不高，1991年，国有企业中亏损的占28%，亏损额占国有企业全年利润的2/3。1992年初，全国有89家企业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不过国家体改委此时的调查显示，名义上实行股份制的企业中，职工持股所占比重达86%。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大体有三种，一为放权让利，二为承包经营责任制，三为所有权多元化。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不过真正做到这些日后还有很多路要走，国企三年攻关、企业转制、混合经济发展等都是脚步之一二。流水不腐，资产贵在流动，不过变迁规则则一直考验着人们的利益与智慧。

　　1993年：宏观调控中的力量

　　“什么时候政府都要管住金融。通货膨胀，人民受损失。人民币不能贬值太多，市场物价要控制住。”

　　邓小平与彭真是多年的老战友了，1992年6月17日，彭真写信给邓小平主要谈了经济体制改革，小平看后说“内容很好”，并转给中央领导参考。

　　彭真来信的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把经济搞上去，关键是国营大中型企业要搞活、要发展，搞不活，隔几年上个台阶就落实不了，这个问题关系大局。二、按价值规律调整价格，取消“双轨制”，取消妨碍商品流通的“关卡、苛杂”。三、制定统一的税法。

　　这年8月深圳股市暴涨，9月1日物价“闯关”，500余种生产资料定价权下放至企业和省级，几个货币指标(M0、M1和M2)增长更是达到30%以上。不过企业亏损额仍在增长且贷款难，更多的信贷资金开始流向新兴物资市场炒买炒卖，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债券热、股票热和期货热，很多人说“谁储蓄谁吃亏”，大家把钱以各种方式直接投入到上述领域，集资利息高达15%~20%。海南成了几年后的“纳斯达克”，南方大城市房价高涨，成都也涨到每平方米4000元。

　　不过1992至1993年中期，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看法很不一致，有的认为经济运行良好无须采取措施，有的则认为过热明显，应果断纠正。说过热的人对热的原因解释各异，一部分认为是市场化改革推进太快，一些人则认为过热是因为关键部门的改革进行得不够快。

　　1993年2月份，一些省市发生抢购外币、金银首饰、毛线、呢绒、粮食、食盐，3月又出现挤提储蓄情况，储蓄比上月净减45亿元。3、4两月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同期都增长了10%以上，人民币在此间几个月内也贬值45%。

　　吴敬琏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一书中写道：“1993年4~5月间，在邓小平的亲自干预下，中国最高层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判断，认为出现了通货膨胀的现实危险。”6月24日，国务院颁布了“16点计划”，重点在提高银行利率、回收非法拆借、严格证券管理、削减基建投资和审查地方开发区、禁止地方从企业非法募集资金，并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政策等。

　　《邓小平年谱》中也记录了“16点计划”颁布前两天，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谈话，他“赞同江泽民提出的加强宏观调控，突出抓金融工作的建议。指出：什么时候政府都要管住金融。通货膨胀，人民受损失。人民币不能贬值太多，市场物价要控制住”。

　　1993年中后期，金融财政领域一系列重大改革纷纷出台，为中国之后发展搭建着新的平台，改革也越来越深入。不过历史并未止步，财税再取得成就的同时，人们在问如何让钱花得更透明更有效。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之后的几年，大家开始面对着全球体系中的双顺差的新结构问题。另一方面，财税改革中未解决的问题和固有的行政体制中的弊端为之后几次经济过热和宏观调控埋下伏笔，破局之笔有待时机。

　　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

　　“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

　　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1992年12月18日，杭州。邓小平外出视察也保持着退休后一早读报的习惯，他读到当天《参考消息》上两篇文章，《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

　　本报记者查询了两文，前者出自《经济学家》，主题是如果按照之前的发展速度，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强国。后一篇来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主要讲苏联政权虽然在欧洲垮台，但马克思主义会“卷土重来”，“(西方面临的挑战)将不仅是显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的效率高，而且还要显示资本主义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

　　读到这样的观点，小平集中谈起了分配问题：

　　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

　　有关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的观点邓小平一直在讲，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谈到这个问题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一方面鼓励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一方面强调共同富裕。

　　如在1990年4月7日和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的谈话中，他即表示“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像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又接着强调说：“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现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内地的发展，否则社会稳定不了。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

　　1990年7月3日，站在京广大厦第四十层上俯瞰北京市容，邓小平再次想到共同富裕，他说：“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

　　有调查显示，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民人均收入的2.4倍，1985年缩小为1.7倍，而1991年又扩大到2.2倍。

　　也是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他一方面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一方面强调，“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1993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财富的变化方向估计很难有人预料得到，不过个人自发努力和政策环境是两条重要的逻辑。改革发展这枚硬币一面是量的增长，一面应为公平原则的体现。面对可能产生的社会两头变大的危险，扶以弱小，鼓以中间，公以贫富都是当行之道。

　　“我们要埋头苦干”

　　“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1993年12月9日凌晨5点多，邓小平起来了，他向秘书要笔，写了封信，要和参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的同志“相约合影，以为纪念”。

　　整整一年前，1992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接到小平同志办公室通知，同意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同时确定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郑必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和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龚育之三人负责编辑组，同时有中央文献研究室若干同志参加。

　　从1993年5月初到9月初，编辑组先后分十四批，将110多篇，共25万字的整理稿送到小平那，他总是马上就看，兴致很高。工作人员了解他审读的进度大约是一小时8000字，一天要看一个半小时，这样大约12000字。此时，邓已是89岁高龄的老人了。

　　看过第一批整理稿后，邓小平对编辑同志说：“这部分内容不少，可以编一本好书出来。但要加工，要仔细推敲……不成熟的东西，连贯得不好的东西，解释得不清楚的东西，宁可不要。”后来，他同意以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终卷篇，并表示，这样好，段落比较清楚。再后来他的进度越来越快，说“就这么干”，也很兴奋，要求也越来越快。

　　邓小平很看重文选，他说：“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审读中，小平几次希望编辑加加班，争取早点出来。他说：“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

　　小平提出把文选清样发给一些同志看看，提意见，并解释说“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

　　1993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文选收入作者1982年至1992年间的著作，一百一十九篇。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指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为落实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统一全党思想，教育干部和人民，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

　　1993年9月3日，当审阅完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最后一批文稿整理稿时，邓小平说：“大功告成！”对全书最后一篇稿子南方谈话的最后一段，他评价道：这个结尾不错：

　　……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