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院很多年前，中国百姓最美好的光景，是伴随着露天电影度过的——孩子们带着自家小板凳，开演前几小时就去抢地盘，有时候人太多，一部分人不得不去看银幕的反面。1990年代中期，一些大城市还有少量露天电影院。进入21世纪，人们大多选择在家里看影碟。

　　朝鲜和东欧电影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引进的“大片”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电影为主，以朝鲜电影的引进规模最为庞大。那时，看电影更多是工厂和学校组织的“忆苦思甜”的一个节目。当时有句顺口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小人书小人书学名连环画。解放后，小人书的题材多半是土地改革、爱国增产、抗美援朝等。1980年代小人书进入鼎盛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少外国名著和中国名著小人书也在市场热销。1990年代，小人书渐渐在书店里消失。今天，这个集体记忆的标本已成为民间逐年升温的紧俏收藏品。

　　公共澡堂女作家大老黄这样描绘她对公共澡堂的感受：我极为讨厌那个地方。除了人多拥挤透不过气外，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么多的裸体女人，我感到无所适从。在公共澡堂里，我感到所有的丑恶都聚集在了一起。现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谁家浴室里没有个莲蓬头啊。

　　四合院/老胡同四合院是中国历史最悠久，分布最广泛的汉族民居典型，以正房、东西厢房围绕中间庭院形成平面布局，院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又有游廊连接彼此，具有很强的私密性。1990年代后期开始，拜经济发展之赐，北京许多年代久远的四合院夷为平地。

　　蜂窝煤/煤炉有了液化气、煤气之后，这两个物件在城市中基本看不到了，不过，在北方农村，它们仍然是重要的日常用品。随着油价高企，一些城市的低保户也开始重新使用蜂窝煤。

　　右派帽子1978年9月17日，党中央批转同意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至11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在全国各地全部完成。

　　知青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快，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

　　197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知青问题的“六条”精神，随后，大量知青通过各种途径返城。

　　红宝书被誉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曾经风靡全国、遍及世界，从1964年5月问世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文通知停止发行，15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印数已达10.55亿册。“文革”中，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不可不读。

　　敌台这个名词在改革开放之前是非常吓人的。敌台就是敌人的电台,那时除了政府和党的电台外,都可以理解为敌台。虽然还有几个国际朋友,如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但个个穷得叮当响,其电台估计连自己的国家都覆盖不了,更无法将他们的革命之声传到中国了。

　　万岁解放后，由于伟大领袖空前绝后的伟力，老百姓激动得找不到更美好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只好求助于“万岁”。改革开放后，“万岁”的口号和个人崇拜一起成为历史。

　　打倒“文革”中，“打倒”一词成了口头禅。经历过“文革”的人，很多都尝过打倒与被打倒的滋味。打倒“四人帮”以后，斗争气息如此之浓的口号渐渐废除。

　　螺丝钉螺丝钉精神源自雷锋日记，“我要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这个一度最光鲜的字眼，象征着无私奉献、忠贞坚守、默默无闻等最美好的品质。这样的精神曾经是整整一代人的理想。1990年代以后，雷锋的名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

　　“文革”色彩姓名“卫东”、“万红”、“胜利”、“抗美”、“国庆”、“超英”，“文革”中，中国人取名字大多带有政治色彩。今天的家长，谁也不会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

　　红旗牌轿车1958年8月，中央为建国10周年庆典向一汽下达了制造国产高级轿车的任务。工人们以借来的1955型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为蓝本，手工制作了一辆高级轿车。

　　1959年10月1日，10辆崭新红旗轿车在首都国庆庆典上亮相，引得国外媒体争相报道。

　　1980年代，“红旗”因耗油量大、成本高、产量低而停产。1990年代，一汽与国外公司合作重新开发红旗系列轿车，但在外形上摆脱不掉老款奥迪的影子，技术上也都是依靠国外。

　　食品供应证/粮票/布票/油票

　　计划经济时代，物品奇缺，求大于供，只能采取凭证分配的办法。那时，中国人每家都有户口，有了户口本，才有粮食关系，有了粮食关系才发粮本，有了粮本才能买米，或者取粮票，有了粮票才能在街上买吃的——光有钱是不行的。“大跃进”时期，粮油票、布票之外，又添上了香烟票、糖票、火柴票、日用品票、副食品票、绒线票和其他一些花样百出的票证。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商品供应的充足，这些票证全都成为历史遗物。

　　倒爷倒爷分两种：一种受到人民群众痛恨——在价格“双轨制”时代，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的悬殊差价牟取暴利；再有一种，只要他/她卖的是少见的物品，就被叫作“倒爷”。

　　1997年3月，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表示，正在抓紧起草制定有关市场监督方面的行政法规，以取代备受关注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此条例适用已经20年了。

　　工分工分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这种方法主要有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记工、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等。由于操作上流于形式，致使平均主义和大锅钣普遍存在，按劳分配原则无法体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分都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里评工记分的方法逐渐废止。

　　招工指标十几二十年前，这是一个重要词汇。当时想找一份工作，不管国营还是集体，必须有招工指标。招工指标非常少，即便花钱也难以弄到。那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机制还未形成，没有“正式”工作就等于没有了饭碗。

　　现在，已听不到哪儿还有招工指标，倒是“炒鱿鱼”和“跳槽”成了新的口头禅。

　　工资区1956年，中国实行工资制度改革，依据各地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水平、工资状况，适当照顾重点发展地区和艰苦地区，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如浙江属二类地区、安徽属三类地区、北京属六类地区、上海属八类地区、广东属十类地区、青海属十一类地区等)。这一规定沿用到1993年。

　　万元户改革开放初期，极少数农民通过各种努力勤劳致富，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万元户因此得名。当时，万元户不仅在农村，在城市也是高收入群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年，全国人均月收入为1041.73元。在很多大城市，月入万元尚不能算作中产阶级。

　　大集体特定时代的产物。“文革”中，上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文革”结束时，大部分知青要求回城，造成1979年、1980年左右的失业高峰。当时中央政策是谁家孩子谁抱走，你父母在哪个单位，哪个单位负责你的工作安排，国有企业的职工子女被国有企业自己包下来了，又不能马上把他变成国有企业职工，就把他们放在劳动服务公司，形成了厂办大集体。市场经济时代多被改制或破产。

　　大锅饭大锅饭是指原国有企业中，各工种、单位不按市场方式经营，待遇不与利益挂钩，大家无论盈亏，统统吃国家的，好像在国家‘大锅’里吃饭一样。大锅饭是平均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是长期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效率增长的痼疾。经济体制改革以前，个人吃集体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地方吃中央的大锅饭等问题，十分严重。

　　农转非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农，指农业；非，指非农业生产，确切的意思是国库粮。人事系统农转非工作是帮助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贫困边远地区、艰苦岗位工作的职工和乡镇企业中的管理人员解决户口困难，目的是支持、鼓励各类人才到艰苦岗位工作。当年，农转非“吃商品粮”，是让人羡慕的事。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某些地方，甚至有人念叨当农民的好处，愿意“非转农”。

　　福利分房单位所建房屋以福利形式分配给职工居住的一种待遇。1998年，《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文件出台，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社会化的住房新体制。

　　毕业分配新中国建立后，对大学生毕业分配十分重视——1951年10月1日，当时的政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文革”后，百废待兴，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届大学生，个个是香饽饽，这一时期依然沿袭“文革”期间中断了的统一分配制度，个人无需为工作操心，却也没有自主权，“一个萝卜一个坑”。

　　1987年，首次出现大学毕业生分配后被退回的“寒潮”，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凸显。两年后，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2007年4月，随着西藏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延续了50多年的毕业分配制度，已成往事。

　　书信“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信札的年代早已过去。现代通讯方式在拉近人们距离的同时，也破坏了人们彼此之间细腻的情感交流。小伙子们再也不会在大学的收发室里苦等姑娘来信：一枚倒贴的邮票代表着“我爱你”，侧贴则是“我想念你”，斜着贴代表怨恨……这些流行一时的邮票暗语注定了要像古老的旗语那样失传。

　　电报随着固话、手机、MSN、QQ、Email等现代交流工具的普及，电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当然，每年央视春晚念贺电依然是保留节目，不过，这些贺电一点也不符合电报的最大特征——简短。

　　表哥姐弟妹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实施后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已经开始进入婚育高峰期。对于这些独生子女的下一代来说，“表哥姐弟妹”的称呼已变成只能在小说、电影、电视中才能看到的前朝往事了。同这些称呼一齐消失的，还有青梅竹马的玩伴和面对困难时来自家族的帮助，他们有可能会是中国最孤独的一代人。早有社会学家指出，计划生育在实现人口控制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伦情感方面的缺失。

　　邻居1949后，国家在城市建立了一整套住房方案，“单位”成为住房的惟一提供者和分配者。在大一统格局下，邻居一般意味着你的同事。尽管没有对居住环境的选择权，但邻居间的情谊却被今天商品房内的人们所怀念。隐私观念的普及和福利分房政策的中止，让“邻居”走进了历史。

　　贞操观是什么让中国女性彻底看轻了贞操？女权运动还是性解放？亦或者，是操作简单收费低廉的处女修复术？最新看到一位男士在求偶贴中公布了对未来伴侣的、已经大大放宽了的贞操要求，令人莞尔：“不求第一次，只求第一胎。”

　　单位结婚证明结婚无须请组织批准，离婚也无须对组织负责，在单位退出私人生活领域后，社会中人之个体变得更加独立和自由。2003年10月1日，新《婚姻登记条例》实行，结婚不再需要单位或街道盖章出具婚姻状况证明，婚检，也从原来的强制性要求，变为自愿行为。结婚和离婚都变得更加简单，婚姻开始成为纯粹的两个人之间的私事。随之变化的是，以前婚姻遭遇第三者，有组织撑腰、全民监督、领导教育，可是现在，当婚姻遇到内部危机和外在威胁时，婚姻中的一方到对方单位去告状、大闹的家务案例大大减少。

　　中山装由于毛泽东经常在公开场合穿中山装，西方称中山装为“毛装”。在1960和1970年代，亿万中国人民大多穿中山装。中山装上衣兜里插支钢笔，代表有文化。

　　1980年代以后，西装和时装开始流行，中山装逐步被人抛弃。

　　雪花膏20多年前，雪花膏是年轻女性令男子心旌荡漾的仅有的秘密武器。上了年龄的女人不能用，否则会有“妖精”之嫌。

　　与雪花膏同一时期，还有一种叫蛤蜊油的护肤品，填在小贝壳里，没有香味，油腻腻的，一度标价9分钱。

　　1990年代世界级名牌化妆品纷纷打入中国市场，雪花膏和蛤蜊油已难见踪影。

　　永久牌自行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是高档代步工具。那时，农村娶媳妇往往用“永久牌”接新娘子。随着私家车、公交车、轨道交通等出行方式的多样化，“永久牌”自行车淡出人们视线。

　　算盘阿拉伯数字出现前，算盘是世界上广为使用的计算工具。东汉末年，徐岳在《数术记遗》中记载，他的老师刘洪访问隐士天目先生时，天目先生解释了14种计算方法，其中一种就是珠算。

　　电子计算器的出现，让用了几千年的算盘退休了。

　　喇叭裤喇嘛裤在1980年代突破灰色中山装的海洋，进入内地，心理叛逆的青年极爱穿上它，招摇于闹市街头。如此过分的打扮受到许多人反对，甚至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流里流气”、“不三不四”，全社会如临大敌。风靡了一阵子，到1990年代，喇嘛裤就成了过时玩意儿。

　　军大衣/解放鞋/军挎军大衣，解放鞋和军挎，对于今天40岁以上的人来说，意味着抹不掉的记忆。

　　军大衣，在北方的冬天既保暖，又令人陡生一种英武之气；解放鞋便宜、结实、轻便、防滑效果好，但许多人都无法忘记那种穿久了的臭味；军挎单肩斜挎都行，骑车时还可以挂在车把上，禁脏耐磨。

　　时过境迁，这些几乎所有家庭必备的行头，已成为农民工的工作服，偶尔会有前卫如崔健者，背着军挎出场，让人惊叹时光的变幻。

　　叔叔阿姨头1980年代盛极一时的发型，鬓角长长遮住耳朵，头上略烫小波浪，后脑勺留撮“鸭屁股”。女人剪了这个头，前面看上去像阿姨，后面看上去像叔叔；男人剪了这个头正好相反，前面看像叔叔，后面看像阿姨。这道风景早已淡出时尚，但性别混淆依然风口浪尖——李宇春那用发胶抓得满头乱竖的刺猬般的中短发，是新时代另一款宜男宜女的叔叔阿姨头。

　　呼啦圈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一项新的健身运动席卷了全中国——呼啦圈。瘦瘦一根塑料管围成一个圈，一群人摇的时候，能听见壮观的“呼啦声”。当时，几乎所有的晚会上都有呼啦圈表演，单人转、组队转、一人身上套多个转。1990年亚运会，呼啦圈更是火得没边没际。1994年春节晚会，创造了旋转98个呼拉圈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上海13岁少女欧阳贝妮登台亮相，引起轰动。

　　呼啦圈消失了很久，这两年又悄悄回到我们身边，这次打出了减肥瘦身的旗号。

　　红茶菌流行于1970年代中后期的民间养生疗病饮品。当时，家家户户五斗橱上都用玻璃罐养着一缸像海蜇水母一样的柔软物体。从邻居家讨一小块红茶菌组织，在“副食品”配给供应的年代，用有限的白糖培养。每天，一家人数次喝下浸泡出的茶色液体。

　　据四处散布的油印小册说，这一秘方本源于我国渤海一带，后流传至高加索，当地老人因长期饮用而健康长寿。

　　进入1980年代，红茶菌被“醋蛋疗法”替代。

　　霹雳舞1987年，美国电影《霹雳舞》引进中国，中国已故“霹雳王子”陶金深受震撼，开始苦练这种被当时正统舞蹈门类看成“歪门斜道、流里流气”的新舞步。陶金携新舞蹈上了春晚以后，霹雳舞在全国掀起一阵热潮，青年人戴着霹雳手套，在大街上模仿手臂折断、机器人木偶和月球漫步的谐趣动作，其热情程度，不亚于今天的青年跳街舞和赛滑板。

　　带功报告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曾掀起过一阵全民气功热，数以十万计的人练过自发五禽戏、鹤翔桩，后来是香功……那是一个想入非非的年代，当时最流行的文学作品是关于特异功能的，最流行的电视连续剧是关于海灯法师的，最流行的演讲报告是听众一起发抖的——气功？催眠？还是心理暗示？反正大家纷纷表示：感觉到了，眉心热了，更有甚者，前排的残疾病人也扔掉拐杖站起来了。

　　四大件1970年代，结婚的“四大件”是手表、自行车、半导体收音机和缝纫机。1980年代的“四大件”是：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和录音机。现在要结婚，房子这一个大件就足以让小年轻们喘不过气来了。

　　录像带录像带是磁带的一种，主要用来录制、播放影音作品。在1980年代，“看录像”(主要是武打、言情)是城乡青年最流行的娱乐方式。近年来，因数位式诸存技术如VCD和更新的DVD的发展，录像带和录像机退出大众市场。

　　皮尔·卡丹1950年，皮尔·卡丹创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时装品牌。他凭借独特的创造力和高明的经营眼光，很快在巴黎打开市场。这个品牌在中国也曾出尽风头，一度是时尚界至尊。随着全球奢侈品全面覆盖中国，皮尔·卡丹过时了。

　　BP机/寻呼小姐“有事就拷我。”“可是你拷品真的很差，呼了你那么多遍你都不复机。”再过10年将这样的对白拿给后来听，他们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许多名词快速产生，又快速淘汰，这是语言学家面临的问题；小家电企业面临的问题是，许多红极一时的厂子在BP机退出历史舞台后纷纷转产或倒闭；而大批曾经薪水丰厚、嗓音甜美的寻呼小姐成了“下岗女工”。

　　大哥大摩托罗拉3200，因其曾经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警匪片中江湖大佬的标配，赢得了“大哥大”的美称。1987年我国首个900MHz模拟移动电话网在广东开通，“大哥大”因其昂贵价格和不菲的使用费，一度成为身份的象征。除了信号模式，大哥大跟手机最大的不同是，其体型也是重量级的，黑暗笨重，厚如砖头。1996年，GSM网开通，手机日益平民化。2001年6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完全关闭模拟移动电话网。大哥大退场。

　　综艺大观在只能看CCTV的时代，《综艺大观》作为惟一的综艺节目，短时间红遍大江南北，成为百姓快乐的重要源泉。

　　就像它的标志人物倪萍被打上“古董”标签一样，《综艺大观》也已走完了13年的漫漫旅程。2003年，《综艺大观》走了，更多好玩好看的东西出现了。

　　甲A 1994年，对于中国男子足球来说，是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年份。职业联赛诞生，甲A联赛问世。“成都保卫战”、“工体不败”……给中国球迷留下了最美好的一段回忆，那时，人们真的相信甲A是能拯救中国足球的。

　　但在中国足协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黑幕、假球、黑哨、瞒上欺下、赌球、洗钱……

　　2004，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宣布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开锣。此后的发展，不提也罢。

　　1994年，大连万达夺得甲A冠军；2003年，上海申花捧杯；2008年，这两家队伍都早已换了东家。

　　奉节古城2002年11月4日上午10时53分，重庆奉节古城实施了长江三峡库区规模最大的一次爆破，分两次完成，历时6秒，爆破面积20万平方米，被誉为“中国第一爆”。奉节古城永远消失。它的同伴还有：兵书宝剑峡、龙门峡、倒吊和尚、水帘洞、七道门洞、巴堰峡、关刀峡、大溪文化、屈原祠、白鹤梁、张飞庙……

　　蓝天“沙尘如雪盖京华，满城尽带黄金甲”，诗意盎然的标题下，是对北京一次沙尘暴天气的报导。据统计，目前北京一年中出现沙尘暴的次数相当于过去10年的总和。加上汽车尾气和工业污染猛增，北京全年“蓝天”出现的次数，在1998年锐减到不足100天。紧跟着北京沙尘暴的，是广州一年长达100天以上的灰霾天气。蓝天、白云、星空、皎月，已经成为一种奢侈。

　　耕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耕地面积一直在急剧减少，迄今为止，累计减少的耕地面积大约相当于一个法国，两个英国，三个半日本。1951年到1986年的36年间，全国累计减少耕地6.11亿亩，扣除开荒造田3.77亿亩，净减耕地2.34亿亩。全国已有9个省、直辖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0.05公顷警戒线。另一方面，全国人口却以每年1000多万人的速度增长。保护有限耕地资源，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收容遣送制有助于理解“收容遣送制”的关键词还有：盲流、昌平沙场、暂住证、遣送原籍……

　　从“收容”变“救助”，湖北青年孙志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个自由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因为没有携带证件而被活活打死。在媒体和学界关注下，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旧制度开始松动，但是暴露出的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公民自由迁徙权、违宪审查机制等问题，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