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思想界开始回顾与讨论改革30年得失之际，中国法学界率先发出了反思腐败问题的声音。1月12日，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联合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腐败问题的研讨会，反腐研究者和来自实务部门的官员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腐败问题的争论。

　　争论一：改革带来腐败泛滥？

　　不少人赞同，腐败是经济改革的代价之一。据美国麻省Endicott College博士陆嘉符研究，几乎每一项改革政策的出台，都成为新一轮腐败滋生的契机。他举例说，1984年中国开始逐步开放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双轨制导致寻租范围的泛滥。经济特区的发展在使用国有资源方面成为另一个腐败的重要源泉。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景鹏则认为，把今天腐败的根源归结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这种看法不但不正确，而且很肤浅。中国30年前实行的全能主义政治和计划经济，为今天的腐败埋下根源。政府和各级官员手中掌握了对各种社会资源支配的巨大权力，而这些权力又缺乏监督，这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钱交易提供了条件。

　　腐败的“润滑剂理论”在中国有一定市场，即认为腐败是一种润滑剂，能够润滑经济交易过程当中的行为。中央党校政法部林喆教授举了一个例子：“一个美国华人朋友对我说的一个理论就是腐败有理，他是商人，他说我在你们中国做生意，只能通过腐败的方式降低我的交易成本。”

　　林喆指出：“就某一次个别行为来讲可能会降低你的交易成本，但腐败对于修复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机制来讲，它的成本是最高的。”

　　争论二：腐败，是感冒还是癌症？

　　腐败究竟有多严重？有学者提出对当前腐败有必要作出一个类似医学标准的诊断，以便对症下药。

　　“是一般的疾病还是癌症？若是癌症，还有前、中、后期之分。”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海坤说。

　　一些反腐研究者认为，将腐败形容为癌症过于悲观。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级纪检员郭松江就认为，腐败是一种流行病，就像感冒一样，古今中外都存在。对于流行的感冒不重视不行，因为有可能造成更大范围的流行，甚至会致命。但是，根治腐败非常难，就像无法消除感冒病毒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李步云认为，腐败不仅仅是感冒，但也未到癌症的程度。他说，20年以前中央领导就一再讲，腐败涉及到我们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面对中国严重的腐败，人们深恶痛绝，往往容易产生悲观的情绪，觉得这个社会不可救药”，李景鹏说，人类社会任何一次进步都会带来某一方面的倒退。因此，在反腐败的问题上，应该沿着人类进步的路径，用人类进步的观念反腐败。如果用开倒车的办法反腐败是没有前途的。

　　争论三：政改是反腐最好策略？

　　反腐败到底能不能找到根本出路？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系教授倪星分析认为，从各国的实践，包括中国实践来看，比较常用的策略有三种。第一种是思想教育；第二种是社会运动，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第三种就是制度建设。从成本收益的分析角度，最佳的反腐败战略当然是制度建设。

　　但反腐败面临现实困境：案例研究发现，如果真正严格执法的话，一个地方的党委政府有可能就瘫痪掉了；反之，民间又怨声载道，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腐败是选择性反腐败，甚至有人认为我们反腐败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

　　倪星主张对腐败进行解套，比如说引入诸如大赦的机制，从某年某月之前，我们都是认为必须付出的代价，给予赦免，否则带着这个包袱，我们没办法继续前进。解套之后，重新构建一个制度能使它正常运转。

　　更多的学者将反腐冀望于公民社会的力量：舆论监督和非政府组织的监督，这些被看作是反腐中应当承担重责的三种力量。

　　李景鹏则言，要想彻底地遏制腐败，最根本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只有通过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真正地消除导致腐败的那些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