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铂 远去的天才 未来的高僧？
　　人物档案(背景)

　　宁铂曾经说，自己是时代需求的产物，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绝不会再读少年班。

　　1978年，全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聚焦一位名叫宁铂的少年天才。

　　1964年，宁铂降生在江西赣州市一个普通家庭。这个没上过幼儿园的孩子，很早就表现出一些天赋：两岁半，能背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能数数到100，4岁认得400多个汉字。

　　那是“文革”岁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宁铂当时没学可上，在家呆着“乱翻书，翻大人的书”。他翻中医书，很快就会开药方；翻围棋书，没多久就能与大人对弈，还能授三五子；他看唐诗宋词，即能吟诗作对，时年9岁。父亲宁恩渐意识到儿子智力超常。

　　1978年初，宁铂受到方毅副总理接见，两局对弈，宁铂全胜。当年最吸引读者的新闻之一，就是江西“神童”宁铂的传奇，配有他与方毅副总理下围棋的照片。

　　1978年3月，14岁生日还没过的宁铂走进中国科技大学校门，成为中国第一批少年大学生中声名最响的一个。

　　“百废待兴”和少年俊杰

　　1976年“文革”结束前，李政道教授给中科院写信，要求快速恢复发展科技、教育，获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赞同。

　　1977年10月末，宁恩渐(宁父)的朋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给方毅副总理写了一封10页长信，举荐天才少年宁铂。11月3日，方毅副总理将此信转给当时的中科院下属单位中国科技大学，上有批示：“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信寄出10天后，中科大两位老师抵达江西，到宁铂就读的赣州八中面试。考的是数学，同时参加的还有两位早慧少年，宁铂得了67分，排名第二，第一名80多分，第三名64分。宁铂上世纪90年代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当时抽考物理他肯定最差。他不明白比他分别大几个月和1岁的两位同学为什么没被录取。

　　上世纪80年代，所有被归入“少年预备班”或“实验班”的神童苗子都记熟了宁铂这个名字和他的事迹，此外还有谢彦波、申喻、干政……许多家长也时不时拿一张珍藏的剪报出来吓唬自家天资平平的孩子：“你看看人家！”

　　6年前曾前往五台山出家

　　事实上，宁铂入校后并不愉快。1年后他就告诉班主任汪惠迪：“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当时他被安排攻读理论物理——中国科学界最热门的领域，而他在赣州八中时就不喜欢物理。汪惠迪打了一份报告，请求按照宁铂本人的兴趣将他转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但是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多年以后，退休的汪惠迪告诉记者。从正面理解，科大将宁铂看成本校的“荣耀”，实际上已经将他当作“棋子”——尽管这些词语可能有失厚道，或者也有违主事者的初衷。

　　从1978年入校到2004年元旦后离开科大，25年里宁铂做过许多次“离开”的挣扎，无一成功。

　　1998年，宁铂与程陆华结婚，然后生子、给儿子喂奶、烫尿片、去菜场买菜……婚姻生活似不和谐，于是他醉心于研究佛学。2002年，他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被学校领回去；2004年，他“成功”遁入空门。在此之前，他引高尔基一句话形容自己：“我的心眼，是皮肉上熬出来的。”

　　宁铂曾经说，自己是时代需求的产物，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决不会再读少年班。

　　“我的那些同学，今天有的很棒，有些很平常，还有的不怎么好。”微软全球副总裁张亚勤(1979年，11岁时入校)认为现在就为这些当年的神童下定论为时过早。“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大家的标准不一样。我们这些人才30多岁40出头，这个年龄很难讲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宁铂以后成为一位高僧呢？”

　　潘晓 一封信引起一代青年共鸣
　　人物档案(背景)

　　如今，有多少“80后”知道潘晓“红”在1980？潘晓的“红”，起因是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上，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中国青年》编辑马笑冬曾告诉杂志社编委会副主任彭明榜，看到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的稿子时，她大吃一惊，特别是那段“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她以黄的来稿为主，糅进了北京经济学院二年级学生潘祎的一些话，还有座谈会上听来的一些东西，再将潘黄二人的名字，各取其一，合成“潘晓”，就这样“潘晓来信”完成了。

　　出刊不久，编辑部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封信。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播放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潘晓这一下被具体化了，成为了实实在在的黄晓菊。”

　　我曾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联网上，我又与年轻人继续着人生的话题。

　　“潘晓讨论”出事了

　　1980年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其中一封信中说“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胡耀邦在其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该批示。

　　一时间，“潘晓讨论”出事了，传遍北京城。1983年12月，华中工学院党委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对此，胡耀邦说，“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虽然不再“大肆翻腾”，但“提高认识”的检查还是要做：原社长关志豪已被调离，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在“编者按”里，编辑部向社会公开检讨：“……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参与‘潘晓讨论’的6万多封来信，全被当成废纸，化为纸浆。”直到2000年，《中国青年》纪念“潘晓讨论”20周年，“算是自己给自己平了一个反”。

　　“潘”“晓”的命运

　　“当年袒露的思想观点，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不算什么。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真会被看成异端、另类、大逆不道，还真得需要点勇气，犯点傻，才能豁得出去。”黄晓菊微笑着说。

　　那封信让她“一夜成名”。出名后，《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

　　一次，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她太强的个性并不适合这个工作，而比她小4岁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生下儿子后，他常问我，你不是‘潘晓’吗？怎么和其他妇女没两样？”

　　为了生计，1988年，她到《海南特区报》，因为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她不愿意求人，于是又辗转到了深圳。在深圳找工作，跑烂两双鞋后，黄晓菊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起了“女佣”。

　　1993年，黄晓菊回到北京，倒腾起服装生意。做生意，她只进自己喜欢的货，若有人不懂欣赏，她还忍不住跟人争论不休。

　　“以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联网上，我又与那些年龄18到24岁的年轻人继续着人生的话题。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是不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宿命。”黄晓菊说。

　　另一个主人公潘祎坐过牢、刷过瓶子、当过编务、做过发行、自由撰稿人。“后来据说，他出国了，大约去了挪威。”彭明榜不敢肯定。

　　【三十年间消失、淡化的事物废除的词汇】

　　-中山装

　　由于毛泽东经常在公开场合穿中山装，西方称中山装为“毛装”。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亿万中国人民大多穿中山装。中山装上衣兜里插支钢笔，代表有文化。

　　1980年代以后，西装和时装开始流行，中山装逐步被人抛弃。

　　-“文革”色彩姓名

　　“卫东”、“万红”、“胜利”、“抗美”、“国庆”、“超英”，“文革”中，中国人取名字大多带有政治色彩。今天的家长，谁也不会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

　　-螺丝钉精神

　　螺丝钉精神源自雷锋日记，“我要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这个一度最光鲜的字眼，象征着无私奉献、忠贞坚守、默默无闻等最美好的品质。这样的精神曾经是整整一代人的理想。1990年代以后，雷锋的名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

　　-小人书

　　解放后，小人书的题材多半是土地改革、爱国增产、抗美援朝等。1980年代小人书进入鼎盛期。1990年代，小人书渐渐在书店里消失。今天，这个集体记忆的标本已成为民间逐年升温的紧俏收藏品。

　　-表哥姐弟妹

　　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实施后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已经开始进入婚育高峰期。对于他们的下一代来说，“表哥姐弟妹”的称呼已变成只能在小说、电影、电视中才能看到的前朝往事了。他们有可能会是中国最孤独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