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但一些有官员身份的代表委员在两会上却被搞得很不“方便”——动不动就被堵到了厕所，接受记者先生们长枪短炮的轮番“轰炸”。那滋味不用体会，想也能想到。

　　被“堵”的人中有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高强，《华商报》报道，只因会议中途上了个厕所，出来就被众多记者堵在厕所门口要采访，高强感叹：“好几年了，我都在这里被记者围堵。”有同样遭遇的还有致公党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京华时报》记者生动描述了万部长被堵厕所的“盛况”：“万钢在记者的前呼后拥下奔到了厕所，万钢一摆手，门一关，几名女记者知难而退，男记者们也默契地在门口恭候。一两分钟后，有记者不再犹豫，推门而进，万钢正好在洗手池洗手，一声‘万部长’，采访开始。外面的记者们也迅速冲了进来，霎时厕所里人声鼎沸啊，那叫一个热闹。”

　　上个厕所也不得清净的远不止这两位。经济学家厉以宁有着全国政协常委的职位，也被记者们“密谋”了多次：前脚进了厕所，后脚厕所门口就多了把椅子，那是给厉老先生的“专座”，20多名记者围成一圈，“请君入坐”。政协委员、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更是被20多个记者一路撵出两层楼，一路狂奔一路高呼：“不要问我，这些问题不要问我……”

　　“堵厕所”的招数屡试不爽，以至于有记者总结采访经验称，“会场厕所是最可靠的伏击点”。有香港记者更是对人民大会堂的厕所赞不绝口：“会场的厕所设计得很好，在厕所门口围个包围圈，基本上没人跑得掉。”

　　按照新闻采访学的理论，越是难搞的采访，越能搞出“高含量”的新闻。既然在这么“隐私”的地方堵住采访，“挖”出来的都是些什么“敏感”的问题呢。仔细看了看，厕所门口被问的，还真不是什么“敏感”话题：“科技工作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应对气候变化有什么国家方案”、“医改方案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印花税政策会不会有调整”、“在鼓励科技创新、进步上采取了哪些措施”……说实话，这些问题的确重要，但真的还不至于到“厕所里挖”的地步，而是在每个部门的日常新闻发布会上都应该得到答案的。

　　媒体对于官员的“厕所围堵”，实质上反映的是公众对于政府信息的“饥渴”。有人批评一些记者，“只会围绕官员打转转，缺乏对普通代表委员的关怀“。但在信息匮乏的背景之下，如何不出现这样的局面？这些年，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这是难得的制度进步，但只有不断提高新闻发布的“含金量”，让除了国家机密之外的所有信息，都能够很容易地被分享，才能真正实现设立这些岗位的制度初衷。

　　按理说，两会的“主角”不该是政府官员，而应是代表纳税人监督、质询政府官员的代表委员，谁的意见、建议最尖锐、最深刻，谁能成为“两会明星”。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的，由于日常难得让官员们表态，很多官员成了绝对的“焦点”，本该透明披露的公共决策、本该回应的公共质疑，常常集中到两会上集中“轰炸”。如何才能让我们的官员从容地面对媒体，不至于因为习惯性地回避，人为地制造出“信息短缺”，也是每一个官员向现代意识转型不可缺少的一步。

　　期待即便以后难免还有“堵厕所”，“堵”出的也是一些重量级的命题。毕竟，老把部长先生们堵到厕所里去问一些本该在常规新闻发布会上得到的信息，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一个更透明、更公开的政府信息机制，不仅是信息时代公众所需要的，也将有利于官员们更加从容地“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