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65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的《讲话》，已有无数人发表了无数著作，研究论述其背景、内容、意义、版本、传播和影响。笔者根据27年间的访问、调查所得到的珍贵、生动的资料，拟换一个角度，记叙这次文艺座谈会的一些细节和花絮。细节含深意、花絮连着“根”，它能给我们许多启示，引起我们很多思考。

　　 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按照中央的分工，毛泽东负责文艺界的整风。文艺方面有些什么问题要解决呢？当时有一个党内文件作了概括：“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剌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文艺界出现的诸多问题，引起许多干部的强烈不满。贺龙气愤地说：“我们在前方作战，保卫延安，保卫中央；你们吃饱了却暴露延安，骂党，骂工农兵。再这样搞，我就班师回朝了！”王震看了《矢与的》、《轻骑队》等墙报上和报纸上的一些文章，直奔毛泽东的窑洞“报警”。

　　 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这些问题，以求得文艺对革命的配合，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至于一些（至少有三个）作家提出“希望他召开一个会讲讲”的建议，可能对毛泽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决非“原动力”。

　　 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报告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与革命工作不协调的问题，并将考虑成熟的解决方案提出来：准备以他和秦邦宪（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后来，考虑到秦邦宪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座谈会是由党中央而不是解放日报社召开的，发起人名单中便没有了秦邦宪的名字。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先后约见了丁玲、周扬等20来位文艺家，调查文艺界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共商党的文艺方针问题。

　　 拟定与会人员名单

　　 哪些人员出席文艺座谈会呢？这是会前必须决定的，以便及早发出通知，让他们做准备。

　　 当时，从上到下有这样一个共识：王实味不能参加这次座谈会。因为他三月间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专门暴露延安、矛头指向“大头子”、歪曲事实、挑拨离间的文章，产生了离心离德的恶劣作用，正在受批判。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他是作家，也不会允许他参会。

　　 毛泽东找了3个人帮助初拟参会人员名单。一是周扬。周扬是“左联”领导人，奉调来延安后，初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后任延安鲁艺副院长。毛泽东对他很器重，多次约他交谈理论问题。鲁艺人才荟集，毛泽东请他提出鲁艺出席座谈会的名单。后来，鲁艺有40多人到会，差不多占了与会人员的一半。二是舒群。当时舒群29岁，已是成名作家，原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工作。1942年3月，毛泽东点将让他担任《解放日报·文艺》主编后，与作家有广泛联系。他主要为毛泽东提供延安作家参会名单。三是肖向荣，主要负责提出部队文艺工作者出席座谈会的名单。这3个人都协助毛泽东筹备了这次重要会议，功不可没。

　　 名单汇集到毛泽东那里，他又作了调整，加进了他记得的几个文艺家，最后与凯丰一起审定出席会议的名单。在最后确定的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完整名单中，除了延安文艺家外，还有思想、文化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同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凡是能够参加会议的，都要求莅会。当时，刘少奇在华中，周恩来在重庆，张闻天在农村。在延安的朱德、王稼祥、任弼时、博古、陈云、康生等被要求出席。

　　 从这份名单中可以看出，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有三部分人，即中央领导人、思想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和文艺家，其中后者为主。

　　 党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预见这次会议中会有许多争论。为此，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专门把丁玲、刘白羽找去谈话，要他们在会上站稳立场。

　　 发出粉红色“请柬”

　　 参会人员和开会时间确定后，中央办公厅立即于1942年4月27日，赶制并按名单发出出席会议的请柬。请柬经毛泽东审定，是用延安生产的粉红色土纸油印的，64开大小，竖排。内容为：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 丰

　　 四月二十七日

　　 这份请柬有几个细节应该注意：

　　 首先，它不是通知，而是请柬。何其芳、刘白羽、金紫光、钟敬之、胡采等文学家、艺术家接到请柬，都感到特别新鲜，特别高兴。以往他们参加会议接到的都是通知，这次则不同。受到毛泽东的邀请，他们感到很光荣。

　　 其次，请柬说是交换意见，不是听报告，一下子拉近了领袖与文艺家们的距离，倍感亲切。同时，文艺家们对毛泽东更加敬仰。

　　 再次，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他人联名发起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凯丰即何凯丰，本名何克全，当时毛泽东和人们习惯称他“凯丰”。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代部长。文艺工作归中宣部管理，毛泽东与他联名召开文艺座谈会是顺理成章的。曾有人说凯丰当时是中宣部部长或副部长，这些说法都不准确。当时中宣部部长是张闻天。1942年1月，经党中央同意，张闻天带领一个陕北农村考察团离开延安，一年多后才返回。张闻天离开延安赴农村后，党中央决定由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代理部长职务。张闻天回延安后，凯丰仍任中宣部副部长。

　　 5月2日，星期六，与会人员手持请柬，愉快地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当然也有遗憾者，如作家金肇野。当时，他正在前线采访，接到请柬急忙起程，但因山高路险，赶到延安时座谈会已经结束。

　　 会议室不足120平方米

　　 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主楼3层，左右呈梯形状依次为二层、一层，两翼对称。从高处看像飞机头，所以又称飞机楼。主楼三楼是中央书记处会议室，二楼是办公室。任弼时、李富春、杨尚昆、王首道等都在此办公；一楼朝阳的西南头是会议室兼中办餐厅，另一头是图书室，中间为工作人员住处。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会场，就设在一楼平时兼作中办餐厅的不足120平方米的会议室。开座谈会时，室内坐得满满的，还有人坐在窗台上，或站在门口听。

　　 延安文艺座谈会大会开了三次，前两次都在一楼会议室举行。第三次大会（5月23日），起初还在一楼会议室里，可是听的人越来越多，会议室内容纳不了，就挪到室外的场地上（篮球场）继续进行。毛泽东还同与会的文艺工作者在大楼外合影留念。这块平地南面不远处就是中央大礼堂，当时正在修建，座谈会举行时还能听到砍木砸石的叮咚声。

　　 毛泽东与第一次大会

　　 座谈会召开时，中办小会议室内布置简朴。靠南墙有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桌子，是主席台，长桌的正面和两头放了许多椅子、方凳、长凳，大多未上油漆，没有座位号。会议没有会标。

　　 与会者来了以后随意入座，自由谈笑，十分欢快。大家坐好以后，凯丰站起来高声说：“大家稍等一下，毛主席一会儿就来。”话音刚落，毛泽东穿着灰布衣服和朱德等一起从会议室的正门走进来，人们一齐站起来鼓掌。鲁艺副院长周扬等靠近毛泽东，向他介绍文艺界的人士，毛泽东一一与他们握手，向他们问好。

　　 毛泽东走到一二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面前时，未等介绍就认出他来了，说：“欧阳同志，你从前线回来了？”欧阳山尊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心中一阵热。1938年，毛泽东向前线派出抗战文艺工作团时，欧阳山尊是4个成员之一。当时，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为他们的出征命名送行。后来，毛泽东又观看过他们从战区带回的“战地文化资料展览”并题词。

　　 毛泽东与文抗秘书长于黑丁比较熟，走到他面前主动与他握手，开玩笑说:“黑丁，你来了！你的名字不正确，你并不黑呀！”

　　 与文艺家们见过面，打过招呼后，毛泽东与朱德、凯丰坐在南墙根的长桌边。会议安排周昆玉等4个速记员坐在长桌的一头。

　　 会议由凯丰主持，他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就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大家都来了，开会吧！”接着就开始作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引言”部分。毛泽东首先讲了开会的目的，接着讲为达此目的应该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五个问题，并逐一作了精要阐述。当毛泽东讲到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过程时，对大家触动很大。伟人与文学家们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人们引颈静听，竟忘了做笔记。何其芳后来说：“主席那样伟大的人物还敢于剖析自己的灵魂，当众亮给大家，我们还有什么可保留的呢？”

　　 毛泽东讲完后，便开始大会发言。开始，会议冷场了一两分钟。这时，丁玲便对旁边的萧军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萧曾当过炮兵），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是个刚直而狂放的人，这一句鼓动的话语，使他激情澎湃。他站起来把袖子一挽，开了头炮。他说：这样一个会，我看了情况就可以写10万字。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我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萧军越说越带情绪，没有了正确目标，而且不断喝水，一缸子凉开水喝完了，毛泽东又叫人端来一杯。听众中有许多人对他的发言摇头嘘声，表示不满。毛泽东却示意要大家安静，耐心听下去，并在纸上记下一些东西。朱德则双目盯着他。后来，萧军又讲他要做“老子天下第六”（前五为：马、恩、列、斯、毛），说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组织的指挥，等等。

　　 这时，坐在萧军不远处的胡乔木猛地站起来，大吼一声：“我要发言！”胡乔木对萧军的发言进行了尖锐地驳斥。他说：“文艺需要党的组织，共产党不像一把椅子，可以自由搬动，它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萧军毫不示弱，马上回击。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很激烈。为顾全大局，胡乔木先收住了。会后，毛泽东请胡乔木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他开展斗争。

　　 这时天色已晚，凯丰与毛泽东轻声商量了一下，便宣布休会，并要大家准备意见，16日上午再来开会，继续大会发言。

　　 散会后，大家按住地就近编组，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几次讨论。

　　 包罗万象的大会发言

　　 5月16日的文艺座谈会，主要是大会发言。会议仍在中办小会议室举行，凯丰主持，基本上是参加第一次会的文艺界人员。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到会聆听发言。毛泽东面前放了一叠白纸，不时用铅笔记下一些发言。

　　 萧军似乎前次的“炮”还没放完，而且由于受到胡乔木的当场批驳，心中憋着火。在第二次大会一开始，萧军抢先发言，他说：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整什么“三风”，将来你们还会整“四风”、“五风”、“六风”。你们还不如整一整“人风”，你们的人不行。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在10年前提出整风呢？萧军的话，又受到胡乔木的反驳。胡乔木说：“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在中午吃饭时，胡乔木又与萧军坐在一桌，两人继续争论，而且声音很大。

　　 艾青发言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说：“政治、军事、文艺是一家，但谁也不领导谁。”他还说：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劳苦人类而奋斗时，文艺和政治并行，不分轻重，不分高低，它们殊途同归。文艺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和留声机。政治家应该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发言中，艾青对周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鲁艺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宗派集团，应该解散送前方去。这话立即遭到周扬的反驳。

　　 作家吴奚如发言说：搞文学的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磨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朱德越听越气，心想：一个经历了皖南事变，突围生还来延安的新四军作家，怎么说出这种糊涂话？他马上站起来直视吴奚如说：“吴奚如同志，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对于这种严厉的批评，吴奚如没有申辩。

　　 民众剧团团长、诗人柯仲平操着云南话，用他惯用的大嗓门说：我们民众剧团常年在边区农村演出，我们的团旗上就写着“大众艺术野战兵团”。有一次演出，群众在舞台上贴了一幅对联，上联是：中国作风，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下联是：明白事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横批是：团结抗战。我们演完戏离开的时候，群众送出我们老远。有人看不起《小放牛》，但群众喜欢，我们就演《小放牛》。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民众剧团，不用打问，只要顺着有鸡蛋皮、花生皮、水果皮、红枣核的路走，就可以找到我们。老百姓慰劳我们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吃不完，装满了我们的衣袋、行囊和马褡，一路走，一路吃，路上都是蛋果皮。他讲的时候显得十分自豪。毛泽东专注地听着，露出赞许的笑容，并频频点头。柯仲平讲完后，会场响起一阵掌声。最后，毛泽东冲着柯仲平插话说：“你们今后还要提高，如果老是《小放牛》，可就没有鸡蛋吃了。”引得大家都笑起来。5月23日毛泽东作“结论”，以及公开发表的《讲话》，都用了《小放牛》这个例子，说明文艺既要普及又要提高，二者要结合起来。

　　 欧阳山尊是个豪爽的人，发言也简明。他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他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 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份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东西更多。人们被他的激情所感染，把目光都投向了他。他身着戎装，高声说：“这么多文学艺术家集中在延安干什么？应该上前线去，那里有写不完的人物和故事，那里正需要你们。来吧！谁到我们战斗剧社来，我举双手欢迎！”他真的高高举起了双手。毛泽东高兴地对朱德说：“到底是从前方来的，就是不一样啊！”朱德点头说：“是的，是的！”

　　 吴亮平是翻译家，当时担任党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的编辑部主任。他发言批评萧军时引经据典，书生气十足，不像胡乔木那样鲜明。他慢条斯理地讲了一阵后，就有人喊“这里不是课堂，你不要讲课了”。他只好坐下。

　　 鲁艺文学系主任、诗人何其芳的发言，主要是反省自己来到延安后，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没有得到改造，灵魂不干净，在作品中，教学中流露出许多不正确的东西。他检讨了曾对托尔斯泰的“爱是文艺基础”的盲从，对“写熟悉题材，说心里话”的不适当强调。最后表示要好好改造旧的思想，转变立场感情，多向工农兵和实际学习。另外，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了萧军、艾青的观点。他发言时有的人摇头，表示不赞成他的反省。会后，有人还说他是“带头忏悔”。他讲完后，速记员周昆玉低声对毛泽东说：“他说话快，讲的时间不长，却记下这么多。”毛泽东笑了。

　　 丁玲的发言令毛泽东喜忧参半。当她对《三八节有感》作自我批评时，毛泽东笑着点头。她讲的文艺批评现实生活应该防止片面性的观点，主要是依据毛泽东会前与她谈话时所讲的观点。可是，丁玲在发言中也暴露出一些糊涂观念。她说：文艺到底以歌颂为主呢？还是以暴露为主呢？还是像有人讲的一半对一半呢？我想，对于光明的、进步的，应当去热情歌颂;但对于黑暗的、阻碍进步的现象，我们绝不能放下武器，袖手旁观，应当无情地去暴露它。此时，毛泽东表情严肃。因为丁玲的观点比较抽象，没有具体指出歌颂的对象是工农兵，暴露的对象是敌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毛泽东在5月23日作结论时，专门讲了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

　　 会间午餐和一张纸条

　　 5月16日的大会整整开了一天。

　　 中午，与会人员在会议室吃饭。大家就餐时用的是搪瓷碗，比起各单位的粗陶碗来，算是高档餐具了。每人一份菜，有青菜、炒鸡蛋等。毛泽东也与大家一起吃，边吃边聊，还要把自己的那份炒鸡蛋拨给4位做速记的女同志，说她们辛苦了。她们急忙谢绝。

　　 吃完饭，毛泽东就回去休息了。他还是穿着那身与别人一样的灰色衣服，膝盖处有明显的两块补钉。文艺家们则在山沟里、山坡上随意走走，或是到前面不远处看看正在修建中的中央大礼堂。人们说说笑笑，其乐融融，对会上挨“轰”的同志没有一点疏远和指责，观点有分歧的同志间也没有什么隔阂。

　　 下午的大会发言快结束时，女作家白朗递上一个纸条，请毛泽东讲讲战争形势。毛泽东看了一下纸条，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你们大概是听到了南边又有战斗的消息，胡宗南又在制造麻烦。这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们把他们消灭，一种可能是他们打进来。打进来怎么样呢？也无非是阿房宫（指中办大楼）我们住不成了，那就暂时让给他们，也算是相好一场嘛！如果他们把这些房子破坏了，那也不要紧，我们打回来再造更好的房子。所以，女同志先不要把养的鸡杀掉（当时延安干部中有的人自己养鸡，吃蛋或吃肉，改善生活），也不要忙着把孩子送老乡抚养。他们打不进来，这我是有调查研究的。即使胡宗南打进来，我们还可以到别的山沟把会开完。大家听后笑了起来。

　　 朱德讲话

　　 5月23日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三次大会。延安一些干部听说毛泽东要给文艺座谈会作结论，也赶来听，所以到会人数比前两次多了些，约120人。室内有坐着的，有站着的，也有在主席桌边席地而坐的，后来的人只好站在门外听。按照会议安排，这次会议先由朱德发言，之后照合影，最后由毛泽东作结论。

　　 朱德的讲话旗帜鲜明，一反平时沉稳持重的风格，颇有一些情绪化。他针对前两次会上萧军的发言，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针对萧军所说的从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观点，朱德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朱德还讲到通讯和报告文学问题。他说：“要多反映前方的武装斗争和后方的生产斗争。你们要写，我可以提供许多感人的材料。”后来，丁玲果然去找他，看了许多战斗电报和军事材料。

　　 一波三折照合影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合影照片，是在5月23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朱德讲话之后拍摄的。当时，室内光线较暗，无法拍照，大家就移到室外。在凯丰的号召下，大家一起动手把室内的桌凳搬出来。又在摄影师吴印咸的指挥下，在会议室门口摆成五排。一看还是站不开，就把附近的几根木头抬来用，这样才勉强排成了六排，前两排坐着（第一排坐马扎，第二排坐凳子），后面站着。

　　 照相时，毛泽东和朱德坐在第一排，其他人则是自由坐，没有什么职务、地位的区分。话剧演员田方想与领袖挨着坐，就抢先坐在毛泽东左边。张悟真见田方抢了好位置，也急忙抢占了毛泽东右边的马扎。朱德坐下以后，主动叫丁玲、李伯钊两位女作家坐在他旁边……在大家快排好时，有一辆卡车拉来许多西红柿，人们立即馋涎欲滴。此时，凯丰高声说:“同志们，还等什么，快去吃啊！”人们一拥而上，吃到了平时难得一吃的西红柿。

　　 在排队等候照相时，有些人以为等的时间会很长，便去楼后面的厕所方便，之后又慢步返回。等走到现场时，照相已毕，成了终生遗憾。钟敬之等人到前边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上观看。刚一走到，回头一看照相队伍已排好，急忙回跑，同时喊着“等等我们”，总算挤在第三排边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人照相时没有赶上，这些人在照片上都找不到。所以，实际参加座谈会的人数，比合影中的105人大约要多出20人左右。正是因为这一情况，所以后来在一些有关文章中，对于参加座谈会的人数就有了不同说法。

　　 在拍照过程中，发生了两件趣事。一个是正当大家屏息，吴印咸要按下快门时，不知从何处跑来一只狗闯入镜头。吴印咸不得不暂停拍摄。这时，毛泽东站起来，一边轰跑狗，一边冲康生高喊：“康生，管好你的狗！”人们都笑起来（当时康生任部长的社会部是负责反特务、走狗的）。另一件趣事是，正在拍侧面照时，坐在第一排的刘白羽的破马扎“咔嚓”一声坏了，这意外的声音引得大部分人（包括毛泽东、朱德）的目光射向他，吴印咸按动快门的手来不及停下，就拍成这张“废片”。刘白羽那低头看马扎的狼狈形象也被历史地定格了。这张照片偶有面世。

　　 毛泽东作“结论”

　　 照完相后，天色渐暗，大家先吃晚饭。饭后，会场移到中办大楼前的空地上进行。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杆架成一个三角形木架，挂上汽灯，人们围坐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听毛泽东作“结论”。

　　 为了使“结论”更稳妥些，毛泽东于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讲了准备在第三天（5月23日）文艺座谈会闭幕时作“结论”的要点。他说：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浓厚，现在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同情的是小资产阶级。必须整顿文风，使文艺与群众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要注意普及与提高，以普及为基础。同时，要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后来，毛泽东根据与几位中央领导人交换意见后取得的共识，形成了这天晚上的更广泛的代表中央意见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

　　 正式作“结论”前，毛泽东俯身问坐在桌子前面的吴雪：“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当毛泽东听说他是青年艺术剧院的编导，排演过《雷雨》后，又问他对曹禺的其他戏剧怎么看？交谈几句后，毛泽东开始作“结论”。

　　 他先讲了几句风趣的话：同志们，还有要发言的吗？如果没有了，我就作结论。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在文艺方面我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东西。前两次的会，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接着，他又说：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讲。

　　 接下来，毛泽东以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两个问题为中心，进行了精辟论述。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实际，改造世界观，与工农兵相结合，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接着，他又论及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问题等。他还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八种错误观点，逐一进行了剖析，从而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最后，他说明今天所讲的，只是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继续研究。

　　 毛泽东讲话的速度虽然不快，但却气势磅礴。那天晚上，每讲到重要的地方，他都用力把手向前推出去，显示出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那天晚上，他那节奏鲜明的话音，在宁静的夜空中清晰地回荡。“结论”讲完时，已是星斗满天。延安文艺座谈会胜利闭幕！

　　 （孙国林,《湘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