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李成贵提交了《实行城乡间人口生育指标自愿有偿调节》的提案，建议以有偿方式来实现城乡人口生育调节，提出“城市居民付费获得二胎生育指标、农村居民放弃二胎生育指标获得补助”，随即在代表委员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东方早报》)

　　李成贵委员所以要提出此建议，是因为他觉得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存在弊端，即“城市紧，农村松”，农村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在此不论李成贵委员的结论正确与否，实际上，在越来越趋激烈地展开的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中，李成贵委员的结论还算是相当温和的，没有从根源上质疑政策本身的合理性，也没有在法理层面上质疑其合法性。但无论其结论正确与否，他的建议都是错误的、行不通的，因为法律、政策不可以被买卖。

　　法律与政策，本来是最坚硬的社会规则，它们坚硬地、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社会成员，才形成了公众赖以生存的稳定社会秩序，如果这规则竟然可以买卖，世界马上会乱成一锅粥。应了一句话：老子用钱砸死你。一个人能否拥有合法的权利，将主要取决于是否有强势主体使用钱或者其他手段来无端剥夺他的权利。同理，一个人是否需要遵守和服从规则，也取决于他是否拥有能交换践踏规则特权的个人筹码。

　　李成贵委员认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存有瑕疵，既然政策存在瑕疵，为什么不针对瑕疵本身提出建议，袪除瑕疵使得政策更加合理、合法，而却坚持瑕疵要长期存在，同时建议给予愿意出钱且出得起钱者豁免权，那是在鼓吹强化合法伤害权。

　　也许李成贵委员还没有意识到，其建议的思维完全等同于中国古代的卖官鬻爵。不是官员间的那种私下交易，而是古代中央朝廷打着备战备荒名义进行的公开合法的卖官鬻爵行为。有理由相信，买卖生育指标的危害远远超过卖官鬻爵，后者买卖的只是特权，只针对有限的少数人，官是卖了，但至少没有在理论上给予买官者无视国家法度、践踏社会基本规则的权力，而前者买卖的却正是所有人是否可以遵守法律、政策的基本权利，针对对象是数以亿计的家庭，关系到现代社会如何对待规则瑕疵。导致的恶果是：总有一天，“宝马”轿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的权力也会被公开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