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辈子能为社会做的事情很少，时间很短，要做一个有作为的干部还是无作为的干部，关键在个人，要看你自己。

　　 2008年3月5日下午，张平在北京两会政协委员驻地记者专访。

　　 履新不足两月的他，带着作家的明显特征，语言生动而实在，交谈中没有官腔和套话，当被问到“宏大”的问题的时候，他甚至有点窘。

　　 作家当省长不奇怪

　　 《暸望东方周刊》：你作为一个没有背景的作家当了副省长，引起了很大关注。

　　 张平：有很多很多（官员）都是没有背景上来的，不一定有背景才能上来，现在干部选拔有周密而严格的机制，要经过长期考察，广泛推荐，层层了解，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才能最后决定。

　　 《暸望东方周刊》：能从作家到副省长的并不多见。

　　 张平：大概对作家有种误解或者轻视吧，作家的智商智慧、思考能力和行为方式也不差啊。作家也有很多类型，有学斋型，学者型，有专攻历史的，有擅长科幻的，有关注现实的，也有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有的可能不适合到领导岗位，但一般来说都应该没有问题。

　　 《暸望东方周刊》：作家和省长工作性质完全不一样，作家更多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虚拟而单纯，而干部面对的是真实而复杂的人和事。你怎么完成这个转变的？

　　 张平：作家和省长，共同的地方是，都有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找出社会的矛盾和问题的症结。不同的是，一是面对理想中的现实，一个面对真实中的现实；一个是提出问题，一个是必须解决问题。作家是一个人的工作，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调度千军万马。为了抓住读者心理，特别是作品被改成影视剧，为了让作品的影响力更大一些，各种各样的悬念和情节都可以设置出来。而领导干部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落到实处，政府的每一个政策的贯彻落实都要慎之又慎。

　　 从生活方式来说变化就很大，过去写作凌晨四点五点才睡，第二天可以睡到12点，现在凌晨五点就得起来。几年前，自从当了作协主席，“时差”基本已经倒过来了。

　　 我以前就有一些行政职务，民盟中央副主席、山西民盟主委，山西有几百个民盟基层支部，每个大学，每个地市也都有组织。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作协这边，山西作协有近两千个会员，地市厂矿大型企业也都有文联作协，都有很多事务要处理。如果说（我）缺少行政经验，也不完全是这样。

　　 角色决定脑袋

　　 《暸望东方周刊》： 你当作协主席以后，一个大部头的作品都没有出来，工作的重心已经从写作向行政方面转移了？

　　 张平：也写了，但是很慢。同时在写两个（小说），有一部已经写了不少了。不是不想写，实在是太忙事情太多了。在文联当专业作家的时候，两年出一本书，或者三年出两本书，现在三四年出一本就不错了。

　　 既然有那么多作家推荐你当主席，而且是全票通过，你就得给大家尽心干事。刊物的经费啊，作协的编制啊，机关的各种事务啊，整个山西的文学创作啊，作家们的创作和生活啊，包括各地市文联作协的经费和困难啊，等等，这都得操心，当然，工作主要有党组在协调处理，但作为主席你不能置之度外。宏观的工作要做，具体的很细的工作，比如锅炉要改造，大院要维修，道路要重筑，地面要硬化，其实这些都不是小事，大家都住在机关大院，比如暖气烧不好就会影响生活，必须解决。没有钱怎么办，你就得去找钱。煤炭又涨价了，过去几万就差不多了，现在得几十万了。

　　 《暸望东方周刊》：从作协主席到副省长工作变化又很大。

　　 张平：当副省长所面对的事情不一样了，但性质应是一样的。把中央和省委的决策真正落到实处，那是政府工作的核心和灵魂。作为副省长，上要对省长负责，下要对老百姓负责。我分管的教育厅、体育局、科技厅等厅局，都是很完整的机构，厅局长也都非常干练成熟。很多事情要通过他们去了解，去处理。但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在哪里，你也一样要了解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其实我当副省长才一个月，有很多工作都得经过大量的调研和考察才能逐步熟悉。要多请示，多请教，多学习，从而让自己尽快适应起来。

　　 过去我是去要钱，现在你分管的厅局如果确实遇到了问题，有了困难，经费开支确实突破了预算，那也一样得争取经费，只是争取经费的方式不一样了。

　　 《暸望东方周刊》：我发现你现在已经从作家思维转换成干部思维了。

　　 张平：这个并不难转变，角色决定脑袋，存在决定意识，只要你决定了你自己的目标，自然而然就转过来了，你不转行吗？因为你干的就是这个活，就是这个工作，你有这个责任，有这份职责。我的《国家干部》曾写过政府体制的运转和矛盾，唯一的不同是那是理想化的。

　　 坚定的改革拥护者

　　 《暸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的作品虽然揭露了社会现实的黑暗腐败面，但最后都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寄希望于一个一把手的官员，但在现实中的体制问题，靠一两个官员是解决不了的。

　　 张平：那是没真正读懂我作品的主题，中国的政治体制，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是集体决策了，尤其是政府的运作。现在的中国社会处在剧烈的变革时期，这么快速的发展，要付出很多代价，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来了。以前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起来光荣，后来又出现贫富不均了，为富不仁和仇富心态的双重对立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对立，社会问题更复杂了。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多社会问题，道德滑坡，信仰缺失，文化跟不上。但想想30年前、20年前，那时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今天看整个社会依然在进步，在向前走，而且步伐很快，所以我对我们的社会发展前景是乐观的。

　　 作家也有很多种，有的乐观地看社会，有的则悲观地看社会，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这个社会更好。我想我属于前者。一方面，我的作品把问题揭示出来，另一方面也给人希望。你要说纯粹都是光明的尾巴，也不是，《天网》、《国家干部》包括《抉择》哪有光明的尾巴啊，更大的更深的问题还在后面。

　　 《暸望东方周刊》：我看到你和柳传志的一段对话，发现你对改革中出现的矛盾有很深刻清醒的认识。

　　 张平：我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如果不是政通人和，哪有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老百姓得不到改革的实惠则是要警惕的，老百姓应该共享改革的成果。十六大以后，我们的惠民政策已经广泛地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比如免农业税、义务教育免费等等。

　　 《暸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是反腐作家，是不是当了副省长要致力于反腐败？

　　 张平：反腐败的主要力量是纪检和监察部门，包括检察院反贪局等机关。中国的反腐败有一整套相应的举措和机制。当然我的部门也会牵扯到反腐败的问题。我分管的厅局包括分管厅局中的一些处室还是有职有权有钱的，比如一些项目的确立和经费的拨付，就得看是不是能够严格透明、公正公平。应该进一步制定相应的政策，杜绝寻租的机会。

　　 机制建立起来以后，自然就会有约束力。我现在刚上任不久，以后也可能会有人来找你，求你办事。所以我现在首先严格按照省政府的要求和程序办事。不管什么项目，什么报告，都必须通过厅局，经调研考察以后认为合适的，再把报告打上来，越级直接打报告，按规则不能接受。亮化、民主、集体研究，接受监督，严格按程序办事，这是杜绝腐败的最有效武器。

　　 《暸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在你的职责范围以内，尽最大努力杜绝腐败。

　　 张平：因为现有机制本身是这样，要严格按照这个机制做，就不会出事，但如果你有其他想法就另当别论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其实在任何体制内，个人的意志品行是不是很坚定，至关重要。

　　 压力很大

　　 《暸望东方周刊》：近几年山西的负面新闻很多，矿难连发、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黑砖窑事件，对山西的公共形象很不利，你怎么看？

　　 张平：实际上山西煤矿在全国的事故率是很低的，山西为什么看起来事故这么多？因为山西的产煤量占全国75%，基数大，小煤窑也比其他地方多。当然，一年即使只死一个人也是不能原谅的事情。

　　 我小时候在煤窑拉过煤，原始的小煤窑用人挖，用镢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个工作面十几个人，有时二三十个，一旦冒顶，或瓦斯粉尘爆炸都捂在里面了。国营煤矿就不一样，完全是机械化的综采，工作面人很少，通风和安全设施很好，极少发生事故。

　　 《暸望东方周刊》：现在山西省有一个提法，叫建设文化强省，如何振兴这块中华文明的文化腹地，有没有具体措施？

　　 张平：我现在分管文化这块感到压力很大。

　　 我认识的知名文化人士多一些，这是有利的一面。希望能取得更多的支持，更好地发展文化产业和搞好文化建设。

　　 山西首先是一个文物大省，还是文学大省。2005年和2006年我们的文化产品在全国打得很响，《乔家大院》、《吕梁英雄传》、《立秋》，《一把酸枣》，还有《亮剑》，都是在山西拍的，打造文化强省有坚实的基础。

　　 在省委省政府和宣传部领导的支持下，争取能做得更好一些。

　　 《暸望东方周刊》： 这次参加政协会有什么新的提案？

　　 张平：还是文化方面的。文化事业中的一些部门不应该一股脑地推向市场，要有区别。特别是一些文化机构，作协、文联、包括文化宣传部门，这些服务机构本身并不创造经济效益，生活工作条件如果很差，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心理暗示，会觉得低人一等。包括一些作家艺术家，应该有更好的创作环境和条件，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他们又怎么能写出昂扬、振奋、鼓舞人心的作品？

　　 还有一些老的作家艺术家，过去他们在报酬最少的时候做过重大贡献，满足了当时老百姓的文化需求，现在他们老了，应该最大限度地善待他们，至少在生活上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当然现在也出台了一些保护机制，比如一旦发现了有影响有前途的年轻作家，就聘任为合同制作家签约制作家，但钱很少，有的一年只有一万元钱，这远远不够。

　　 尽量为老百姓多干一些事

　　 《暸望东方周刊》：我采访了一些你周围的人，发现你人缘特别好，大家都在说你好话。

　　 张平：可能跟身世和自己的经历有关系，因为我从最底层走出来的，小时候受过很多磨难，一看到那些受苦的、有困难的人，就想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想让他们生活得好一点。特别是后来成了一个作家，当了作协主席，又成了民盟的主委、政协委员，别人认为我有能力去解决一些事情。所以一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都会去帮一把。

　　 《暸望东方周刊》：我还去了你农村的老家采访，见到了你的母亲和姐姐，房子有点简陋。

　　 张平：那房子还是刚装修了的，以前还要差，去年才装了。我母亲开始不同意，她说，干嘛呀，我年龄这么大了。我的亲戚朋友现在都还在农村，母亲，姐姐、姐夫都在那里。

　　 我的妹妹得了癌症，姐姐也得了癌症。妹妹那时候家里没钱，她想得了癌症肯定要死，还要花这么多钱，当时她儿子在上大学，想不通，就自尽了。这个事情给我非常大的刺激，成为我心中永远无法解脱的痛。其实从我写的作品也能看出来，我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我跟他们原本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写作我得到了一些稿费，生活得比他们好。

　　 我跟我儿子说，城市里的民工那里，你要去看一看，走一走。他去了几次，说，工棚里太脏了，臭得要命。我说你爸爸小时候也是那样，你们住在有空调的房子里面还觉得热，他们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面，就那么满头大汗睡觉，他们也一样是人啊。当然，我也不是以那种标准要求所有的人，不论任何人，都应该有悲悯之心。

　　 人这一辈子能为社会做的事情很少，时间很短，要做一个好干部还是坏干部，要做一个有作为的干部还是无作为的干部，关键在个人，要看你自己。

　　 《暸望东方周刊》：《法撼汾西》中的刘郁瑞和《国家干部》中的夏中民是你理想中的干部形象吗？你会朝那个方向努力吗？

　　 张平：作家写人物更多地掺入了理想的成分，刻画文学人物为了读者的需要是要有个性的，跟现实有很大差别。有读者和网友也问，你是不是就要当这样的干部？不可能，因为你就是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别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策略不可能一样，这跟个人的素质、情感、性格有关，即使想学也学不来。

　　 《暸望东方周刊》：你对自己的领导能力有信心吗？

　　 张平：我觉得最大的领导才能就是不能有私心。要为大家办事，为下面解决问题，别人慢慢就会尊重你，拥护你。你要稍微有点私心，下面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就会不服你轻视你。这个谁也清楚，现在人和人的辨别能力没有多大差别，谁都不傻。我会尽最大努力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记者 柴爱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