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三大诉求” 降低“两个门槛”——代表委员热议农民工权益保障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５日电（记者汪延、宋振远、王圣志、姚润丰）针对２．１亿人的农民工群体，政府工作报告在社会保障、工资增长、平等就业、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代表委员们指出，我国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各级政府应关注农民工社保到位难、工资增长难、技能培训和子女教育难的“三大诉求”，着力降低农民工进城就业和返乡创业“两个门槛”，促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

　　 诉求一：扩大社保覆盖面 解决跨省转接难

　　 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时，针对农民工群体明确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在社会保障扩面中，“重点扩大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人员、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并要求“抓紧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二是要求“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

　　 长期关注农民工生存状况的全国人大代表汪春兰说：“政府工作报告的有关要求，回应了农民工群体的诉求。”

　　 据了解，目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种类和覆盖面还较小，主要集中在工伤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等范围，其他像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生育保险等，在不少地方还是“盲区”。“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及农民工的社保扩面问题，这对农民工群体是个好消息，对地方政府和部门则是一个新要求。当务之急是配套制订具体措施，量化相关指标，让好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汪春兰代表说。

　　 全国政协委员吕建中说，现在，农民工调离企业或离开城市之前，退保只能把自己交的那部分钱拿走，单位缴纳的那部分钱必须留在当地。与此相反，转入地只能接收到个人账户的钱，却要承担加上企业缴纳部分后计算出来的退休金，当然也就不愿意为农民工转保。这样，农民工就得不到社会保障的实惠。”

　　 “最近一段时间，深圳出现了农民工‘退保潮’，就与社保制度安排不合理直接相关。”吕建中委员说，“解决这类问题，事关农民工切身利益，急需建立科学、合理、便捷的社会养老保险跨省区市转移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从国外经验看，实行全国养老“一卡通”，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因流动性而造成社会保险关系难转移问题。他呼吁尽快建立由国家统一监管，全国通用，打破地方部门利益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以消除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中地域、城乡间的不平衡。

　　 诉求二：工资正常增长 建立协商机制

　　 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朱勇代表说，２亿多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却长期被习惯性地“固化”在劳动强度大、工资收入低的打工“区间”。能在一个工作单位工作满３年以上的农民工仅占务工人员总数的３０％，形成了“工棚式”“候鸟式”转移，也造成巨大的社会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何帮喜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在收入增长上缺乏话语权”。要让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定下心来，就要建立确保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的长效机制，让他们感到打工有前途、有希望。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这对农民工都是利好消息。

　　 全国人大代表张少军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落实这一政策，要求地方政府重视在农民工中建立工会组织，让他们组织起来与企业集体协商，形成政府、企业、职工三方协商机制，使他们真正在城市安居乐业。

　　 诉求三：统一技能培训 衔接子女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阜阳市市长孙云飞说，现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是结构性的，主要是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供给不足。外出务工农民身无长技，只好卖力气挣钱，流动性特别大。症结在于农民工就业前培训、岗前培训和适应性技能培训机制的缺失。

　　 在京打工的山东籍农民工张为群说，技能培训对我们很要紧，听说国家拿了不少钱，还提出免费培训，可这两年俺在天津、北京打工７年，没见过周围伙计有谁受过培训，免费的技能培训啥时轮到俺？

　　 “要让农民工能在城市扎下根来，难题是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农民工的培训机制”。孙云飞代表说，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些培训农民工的政策，但从阜阳市来看，为加强农民工培训，市财政花了不少钱，成效却不明显。“问题主要是农民工输出地政府和用工地政府信息不畅，政府指导与企业用工缺乏沟通，市场用工的信息难以传递到培训地。”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城乡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吕建中委员说，这一方面要求各地认真落实农民工培训政策，另一方面要求输入地和输出地建立通畅的农民工培训交流机制。

　　 与农民工自身的技能培训一样，农民工子女教育同样存在地区分隔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仁寿县县长李酌说，户籍、学籍壁垒，导致农民工子女得不到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现在虽然不少城市开始把农民工子女当作“新市民”对待，但农民工子女实际只能在城市上到初中。按现行高考与户籍挂钩的政策，农民工子女必须回原籍高考，这使农民工子女面临转学难和教育内容不统一的双重难题。

　　 降低进城就业门槛 降低返乡创业门槛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农民工一肩挑城乡，是现阶段推动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城市，政府应加大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保力度，着力降低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门槛，加快城镇化进程。在农村，政府应制订优惠政策，在信贷、税收、服务等方面给予扶持，降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门槛，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全国人大代表李爱青认为，根据安徽巢湖市的调查，每年有２０％的农民工回流农村，其中１５％有创业能力。但在创业的农民工中，相当一部分“由于缺乏金融支持，难以实施创业计划和施展才能，加上工商、税务、环保和城镇管理等部门各自为政，手续办理复杂，使不少创业者只得半途而废。”

　　 全国人大代表鲁中祝说，对农民工创办的小型企业的忽视，限制了农民工的创业热情，这与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的ＧＤＰ偏好有关。为了政绩考核，政府官员热衷于上大项目、大投资、大企业，挤占了发展中小企业的金融和公共服务资源，几乎使农民工创业变成了“政策盲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农民工中回乡创业不到４％。

　　 “应当把优化农民工的创业环境提上议事日程。”全国人大代表李宏鸣说，农民工回乡创业，既促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又推动新农村建设，急需政策扶持。有些返乡企业的农民工想购买乡镇企业过去废弃的厂房和农村废弃的宅基地，但都遇到政策性或体制性障碍，弄得他们叫苦不迭。“城镇职工都能享受的下岗再就业和创办小企业的优惠政策，为什么农民工就不能享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