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５日电 又是一年“３·１５”。这是一个让消费者既高兴又伤心的日子：高兴的是这一天可以集中感受消费者维权的“力度”，伤心的是尽管国家三令五申，打假“利剑”高悬，但这一天被曝光的假货总是令人触目惊心。“多少顶大盖帽才能管住假冒伪劣产品？”也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

　　 白酒企业每年数亿打假“经费”不见效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宜宾市五粮液集团公司总裁唐桥谈到品牌保护时说，五粮液集团常年设置３０多人的“打假队”，产品防伪标志全部采取进口技术，２００７年用于“打假”的经费就高达３亿多元，可“打假”效果仍难令人满意，一些地方假五粮液酒仍大行其道。

　　 江苏双沟酒业公司董事长赵凤琦代表也说：“每当请客吃饭时，客人盯着酒瓶反复看，我的心里总不是滋味。造假者总是打名牌的主意，牌子越响，假的越多。‘打假’，这是我们白酒企业必须直面的共同问题。”

　　 据了解，现在全国大大小小共有３．７万多家白酒厂，可年销售额在５００万元以上的不到１２００家。大量存在的小规模白酒生产企业，既浪费国家资源，又不利于规范管理，质量难以保障，有些企业甚至成为假酒生产的“避风港”。

　　 唐桥代表说：“我认为地方保护主义妨碍了‘打假’。对那些没有生产能力不具备条件的小酒厂，不能为了一点税收就听之任之。酒是入口之物，决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对假酒应当严管重罚。”

　　 “烂泥”假冒三七片 药企老总说“我恨死这些假药”

　　 ２００７年，江苏康缘药业集团接到一起举报，市场上发现了假冒该集团生产的三七片。这是活血化瘀的常用药品，卖得并不贵，为什么还有假冒呢？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康缘药业集团董事长肖伟说，便宜药有更“便宜”的造假成本——他们查到以后碾碎一闻，发现有烂泥的味道，带回进行高温炉灼烧试验，发现其主要成分竟是泥巴。

　　 肖伟代表说，康缘集团被假冒的远不止三七片。研制新药费时费力费财，可是一旦有假，市场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恨死了这些假药，不仅治不好患者的病，还毁了我们企业的好名声。”肖伟代表说，“我们要反思打假治劣的管理体制，说起来工商、药监、质监、公安等都能管，但多头管理效果并不好，多少顶大盖帽也没管住假冒伪劣产品。所以这次实行大部门制行政改革，我举双手赞成，希望新体制能管好药品市场，维护好消费者的权益，也维护好我们药品生产企业的权益。”

　　 法律专家：对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应该重罚

　　 假冒产品其实在生产环节本应该“暴露”，但常常是一些“父老乡亲”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不进行举报。

　　 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江阴园区法庭副庭长陈燕萍代表说，假货如同毒蘑菇，需要合适的土壤。无论是生产假烟假酒假药，还是“黑心棉”之类，不可能凭空产生，同样需要场地，需要人员，需要原料，这些环节都有可能被群众发现。一经举报，假货难逃法网。但常常是假货不仅没人举报甚至有人纵容包庇，这种社会背景下单靠执法人员是打不尽这些“毒蘑菇”的。

　　 为什么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呢？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邱宝昌律师认为，个别企业之所以铤而走险，是因为我们对制假售假者的处罚力度不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４９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惩罚性赔偿标准不能定得太低，对于可能会对人的生命健康带来危害的产品质量问题，应该重罚，直至罚得造假者倾家荡产。”邱宝昌说。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林荫茂表示认同：“有的企业根本不害怕罚款，因为和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所得的不当得利相比，被罚之后企业还是赚得多。”她认为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不仅需要“大盖帽”，而且需要相关部门加大对品牌的保护，另外消费者也要树立品牌意识，自觉抵制假冒伪劣产品。（新华社记者葛素表、韩洁、丛峰、石永红、王娅妮、季明、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