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一些文化教育类重大决策与重大项目成为热点议题，譬如“京剧进课堂”就遭到许多委员的批评，教育部发言人回应说，这一决策是集中了文化部与教育部的专家委员会意见后做出的，言外之意是，这样的决策是有着专家学者的学术论证做决策依据的。而山东济宁的“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的背后也有着专家团队为其布局策划与学术论证。

　　专家委员会现已频繁出现在各种政府决策过程之中，这本是一件好事，有专家委员会介入，总比一些部门拍脑门做决策要理性、科学得多，且更符合国际惯例。

　　有趣的是，当教育部官员以专家委员会作为自己决策的学术背景时，政协有关京剧方面的专家与艺术家却提出质疑，为什么出席本次政协会议的著名专家对此一点也不知情？也就是说，教育部请的专家可能并没有真正的权威性或代表性。这样做出的决策就难有公正性与科学性。

　　而且，我们还要追问这种体制。我们知道，火车票、水电费涨价都要通过听证会的方式，广征社会各界意见，并有各界代表参与辩论。而“京剧进课堂”这样重大的教育举措却在方案决定后，立即诉诸实施，且抬出“专家委员会”当作“挡箭牌”。

　　可是，部门“内定”的专家委员会能否成为政府的决策依据？他们是站在社会公众立场上，还是受人之托，成人之美？还有就是，专家委员会应该如何组成？是否应该像听证会那样，公开地征集社会各阶层意见，并有中立部门来组成专家委员会，以使决策不至于部门化、私利化？

　　现在所谓的专家委员会正在私利化，他们与某些部门有着各种利益关系，以专家身份出面，既体现专家的专业性与权威性，又给有关部门精神支撑，并在关键时候充当最有说服力的“挡箭牌”。

　　我们应该像听证会那样，用制度规章的方式来制约一些部门的“御用”专家，利用专家来服务于自己的私利或行政意志。专家不仅是权威与荣誉的象征，还要为自己所做的选择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并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或质疑。

　　在这次“京剧进课堂”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专家深藏不露，无任何社会责任。所以我们要追问的还应该有这些所谓的专家，以及私利化的专家论证、决策方式。

　　在山东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计划中，由地方政府提供课题经费，然后委托专家进行论证，这样的论证有着经济利益驱动。一方面地方政府希望通过专家们的论证获得国家投资以发展地方经济，而专家委员会也希望项目启动以使自己的课题收益最大化。严格来说，国家要进行重大文化项目投资不应该由地方自己来请专家学者论证，而是由国家相关部门聘请专家来进行调研，形成独立的学术意见。

　　回到“京剧进课堂”事件中，教育部既然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就应该通过专家学者来调研论证“京剧进课堂”的方方面面问题，譬如京剧应该什么时间进课堂，应该在哪些地方较为适宜，哪些京剧唱段代表传统文化精粹，是先让孩子进剧场懂得欣赏京剧，还是直接让孩子学唱？这些作业都还没做好就直接上马，难免会引发社会质疑和争议。

　　(吴祚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