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15日针对彭宇案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法院二审时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并且申请撤回上诉。南京中院依法裁定准予双方当事人撤诉。最后案件的结果是以和解撤诉而结案的，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都表示满意。记者就此找到公丕祥院长希望了解和解的具体内容，但他表示，具体结果因为双方当事人要求保密，不能透露。据悉，该案和解的结果是彭宇承担了10%的责任，赔偿1万余元。（《成都商报》3月16日）

　　 这样的和解结果，对于百姓而言，谈不上满意。1万元的赔偿结果，能严重影响公众的道德取向，而作为一个司法案例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更要从深层次探讨我们的制度所存在的一些疏漏。

　　 彭宇案的深层次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见义勇为者的社会保障问题。

　　 司法应该给见义勇为者保驾护航。但从彭宇案来看，在证据无法证明彭宇是见义勇为者或肇事者的情况下，法院选择了“疑罪从有”的原则，这样的原则，或许在法院看来很合理，但我以为，司法在判处此类纠纷案例的时候，不妨考虑“疑罪从无”的原则。就我们的生活经验而言，肇事者更容易选择的是逃逸，而从法律判决产生的社会效果角度来看，选择“疑罪从无”或者可能会漏掉一些真正的肇事者，但如果选择“疑罪从有”，则不仅可能冤枉了好人，同时也会变相鼓励肇事逃逸。显然，选择“疑罪从无”的社会效果更为理想。

　　 见义勇为是社会必须要提倡的一种行为，如果这种行为本身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经济风险，那么，这种风险就不应该由当事人承担，社会上的一些机构应该主动帮助当事人来化解这种风险。比如“见义勇为基金会”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不妨考虑针对彭宇案的具体情况，设置“风险基金”，一旦出现彭宇这种很可能是“见义勇为”，但却又拿不出直接的关键证据者，“风险基金”可以为当事人兜底，这样的举措，更能让当事双方满意。

　　 彭宇案的最终结果是调解成功，但这种结果，在笔者看来，还是掩盖了见义勇为行为中最容易存在的问题，它并没有解决见义勇为者的保障问题。如果碰到下一个彭宇案，我们不可能每个都能调解成功，而且这样的调解，依然难以打消百姓的顾虑乃至恐惧。 在笔者看来，彭宇案，原本可以成为契机，成为一个确定“范式”的成功判例，但调解的皆大欢喜，遮蔽了真实的问题。彭宇案已经结束，但司法与社会相关机制，如何给见义勇为者兜底，则是我们必须纳入考虑之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