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3月19日讯 1992年那年，深圳发售新股百万人漏夜排队

　　“在十几级的台阶上，人叠人叠了六层，整整排了两天两夜。”

　　1992年，因为股票，深圳疯了。

　　当年的《投资者》杂志描述当时的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在股票的旺火热浪之中。”1992年8月7日，深圳市人民银行，工商管理局，公安局，监察局发布了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凭身份证认购，每一张身份证一张抽签表，每人一次最多买10张表。然后将在适当的时候，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为百分之十，每张中签表可认购本次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1000股。

　　同年8月初，刚刚毕业的张涛忽然接到一个国信证券的一个电话。电话里说，“你赶快来上班吧！人手不够了！”当时深圳一共有300多家券商、银行可以卖认购证。张涛去报到的国信证券是当时深圳最大的一个券商。

　　张涛第二天便去了国信证券红岭中路营业部(在现信托大厦一楼)上班，在交割柜台做营业员。很快，她便见到了历史性的一幕：

　　8月7日那天早上，天有点闷热。张涛去上班，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离单位大楼还有100米左右，我就看到有队伍的长龙从我们楼里排出来。信托大厦前面的空地、绿化带、楼梯间、洗手间，凡是可以站人的地方全被股民给占了。他们排得前胸贴后背，学生、农民、打工仔、知识分子，男女老少，什么样的人都有。”

　　张涛后来在维持秩序的警察的开道下，费了吃奶的力气才从那些挤得热气腾腾的人们中间穿过。经过的时候，她看到那些股民沿着营业部门口大厅的短短十几阶的台阶，一层接一层地往上垒，叠罗汉式地叠了六层。

　　“不知道他们怎么上去的，总之一个人头压着一个人头，每个人的脸上都流着汗”。

　　8月7日、8日，那些人整整排了两天两夜。“当时我们对外营业时间是下午2点到4点，但正常的交割、下单业务几乎全停了。因为排队的人把那些来办业务的人全挡在外边了。”而人龙外边还聚集了一批小贩，卖饼、卖水、卖凉茶、卖豆浆、卖卫生纸，鸡蛋被炒到两块钱一个。

　　当年也曾在排队大军中苦敖过一个晚上的黄海雁，现也在国信证券工作，她说：“人民北路的工商银行门口全是板凳，旁边的绿化带里全是垃圾还有粪便，味道很难闻。”

　　黄海雁是8日下午去排的，板凳的长龙已经绕过几个弯了。队伍里有很多学生，唱戏的、唱歌的、打牌的，干什么的都有。”但黄海雁很快就撤退了，“因为到了傍晚的时候，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就走了。但我走时，还有很多人淋在雨里，不肯挪窝。”

　　新股发售当天，钱一麻袋一麻袋地扔进柜台

　　“纸头会滴水，钱也在滴水，都是汗。”

　　当年采访过这个情形的《深圳特区报》记者金涌回忆，当时深圳的常住人口60万，发新股时却涌进了近100多万人。全国各地的人都在这几天涌进深圳，北京人、上海人、哈尔滨人、广州人……他们直接就在发售点前把行李一放开始排队。当时，广州到深圳的软座火车票30多元，但在黑市竟然炒到200元一张。许多人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有当地农民自告奋勇带路钻铁丝网，收费每人40元，等等。

　　“由此还引发了一场身份证搜集大战”。黄海雁回忆，早在7月底，消息灵通人士便已经暗中搜集身份证。“邮局的特快专递和包裹，多是从四面八方寄过来的一捆一捆的身份证。”

　　“还有人雇人排队的。”金涌说。据说，当时有一对姓唐的兄弟，以50元一天劳务费的代价，从乌鲁木齐一次性雇请1500名民工排队领取认购证。最后，他们的认购证很快被换成大量原始股，轰动一时。

　　到了8月9日认购证发售的那天，这些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的人们开始冲锋陷阵了。“就是挤，看谁能够先挤到柜台那里。”张涛说，她当时坐在柜台里面，看到人群就像潮水一样压过来。

　　“抽到签的来递认购证，我一接过，居然纸头会滴水，钱也在滴水，都是汗。”张涛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结算时，钱是一麻袋一麻袋地扔进柜台。空调开得最大，还是很闷，递进来的钱全都湿透了，点钞机失灵了。她们不得不把纸币一张张摊在桌上，用卫生纸擦干。

　　因为规定每个人一次最多买10张，就有人不停地循环排队。“有一个人排了六次，第六次来的时候，我跟他打招呼，他不好意思了摆摆手，再接着回去排。”张涛说

　　“我们在里面发认购证，黄牛就是外边卖，我们卖100块,他们转手就卖1000块，但照样被团团围住。”这样的疯狂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小时，因为营业部的认购证很快就卖完了。

　　“我们里面秩序还蛮好的，一直都排队的。但听说外边已经乱作一团，红岭路上买不到的人在拼命地往里面冲。这时，我们听说，市政府紧急下令加印认购证了，便让人拿着大喇叭出去喊。”

　　张涛的叙述印证着一段历史的记载：1992年8月9日，深圳新股认购证正式发售。当天，500万张认购证一抢而空。

　　担心炒股会被当成投机倒把

　　“最早发行股票‘深发展’时，居然没有人理睬”

　　然而，人们并不是一开始便认识到股票是可以赚钱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是1990年12月1日开始试营业，而在此之前，市面上已经有几支股票在发行了，但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这股票是什么玩意儿。”深交所总经办张绍岩对记者说。

　　1987年，深发展成立了。随后的1988年，深圳街头出现了很多出售深发展股票的摊点，50或100股一张券，每张券1000或2000元。

　　这个新鲜玩意儿露面之后，很多人都来看，还有从外地赶过来的，都想看看这中国发行的股票是什么东西。之后，又有万科等几家企业发行了股票。

　　虽然宣布“股票认购证”开始发行的海报贴了，所有银行、信用社、证券公司门前都在卖，但还是瞧热闹的多，买的人少，因为谁也搞不懂这股票到底能干嘛？

　　“深圳人经历了很多次新体验，像取消粮票啊等等，唯独对炒股这件事慎之又慎！一方面是因为要投钱，另一方面是很多人对股票真的不了解。”

　　1985年跟丈夫到深圳蛇口做丝绸生意的叶宏对记者回忆， “当时人们对股票的态度，就是那种猎奇的心态，都要去看，但没人肯掏钱，因为有人传炒股会被当成投机倒把的，担心赚的钱会被没收”。

　　深圳最早的一代股民徐宏海，现在是某民营公司老板。他当年买过1万块钱的“深发展”，那时是被别人笑话，“人家说我有病，辛辛苦苦地把搞运输赚的钱全赌了‘六合彩’。”

　　在这种情形之下，深圳市没办法，就发文件要求党员干部带头买，但示范作用并不明显，股票摊前仍然乏人问津。

　　深交所开创之初，可以说是在艰难中挣扎着的，身上的约束太多了，还带着一些计划色彩，所有股票都戴着一顶“最高涨幅”的帽子。虽然国信等证券公司相继成立，但股民数量在1992年之前也没有明显增多，股票市场一直比较低迷。

　　但很快的，人们的观念变了。

　　先是1992年年初的小平南巡，深圳市领导向他汇报了“深发展”卖不出去的事。邓小平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好了放开，错了纠正。”

　　很多对股市观望的人听出了话外音：至少，炒股不是投机倒把，这股票市场的试验是会搞下去的。有敏感的人开始觉得这玩意儿能赚钱了，所以，陆陆续续地，来深交所看电子屏的人也多一些。之后，也慢慢有一些炒股赚钱的故事在坊间流传。

　　“但可能就是1991年第一次发了认购证之后，买到原始股的人尝到了甜头。特别是经过1992年5月大‘牛市’之后，很多人看到那些吃头口水的股民赚钱了，所以大家都要去抢。在他们眼里，‘认购证’就等于是钞票，买原始股就是赚钱的捷径。所以第二次发售才会如此疯狂。”深交所另一位工作人员说。

　　那个夏天，除了深圳，上海也在上演同样的股市热潮。那一年，在股票市场上选择勇往直前的大约有几百万人，他们把上海和深圳这两座城市搅得天翻地覆。

　　上海炒股传奇“杨百万”的故事，借助于报纸、电视和普通人的嘴，广为传播。但那时候人们说起这些人，多少还觉得他们有些铤而走险，因为很多人还吃不准炒股赚钱是不是合法的，这毕竟与以前的劳动赚钱太不同了。

　　然而现在，《福布斯》每年都要把有钱人晒出来。人们谈论富人时，眼睛里全都闪烁着艳羡的光芒，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欲望。记者在采访中还听到不少感慨，都说如果时间会倒流，真想加入到当年的队伍中去，争当那个先富一代。

　　从当年对“深发展”不理不睬，到认为买股票赚钱是合法捷径，再到现在频频挂在嘴边的“全民理财”，国人对投资理财的观念早已换头换面。回顾往事，不能不说，正是股市的出现催动了财富观念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