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近日提议，省会级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是1500元，一时间喝彩声、反对声、质疑声接踵而来。

　　 其实还原语境，“1500元”只是枝节问题。向文波的原话是“如果不是人民币升值12%(2005年国家启动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累计达12%)，而是出口产品涨价12%；如果把这12%的一半加入员工工资；如果企业产品卖得稍为像个产品而不是像卖破烂，15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完全可以实现”。看来要是没有一连串的“如果”，“实现”还是挺难。

　　 最低工资标准政府当然可以定、也应该定，但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搞“一刀切”、“大跃进”。按国际惯例，最低工资为人均收入的0.4至0.6倍，但平均收入是多少，市长说了没用，市场说了才行。基本原则是不砸掉边缘就业人群的饭碗，职工真能按标准把钱拿到手里，外带争取把CPI跑赢，这些都要以社会中大部分企业赢利水平上升为前提。还是那句话，如今的问题，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办不办得到的问题。

　　 老福特曾说，“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因为大多数人都靠工资生活，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这话没错，不过中间还漏了个环节，就是职工的生存状态先就把企业定了型。

　　 最近有篇散文，题目叫《中国人为什么总是不能认真》，是说在国内买的家具不是少几个螺丝、就是螺丝没拧紧，叫送货的农民工再拧拧人家还老大不乐意。而在澳大利亚碰到同样的事，维修工是“一遍遍地修”，修好了工人自己还不满意，遗憾地说要有问题下次免费修理。作者认为这就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距。

　　 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当然需要学习，但是如果我们的大多数工人都是“农民的收入水平、牧民的流动性”，永远从小一点的浮冰跳到大一点的浮冰，永远遵循“微薄工资、简单工作、每月寄钱、春节回家”的生活轨迹，他们恐怕很难感觉到自己的价值，也很难尊重手里的活计，当然也就不可能体现什么一丝不苟的工业文明。由他们组成的企业，估计就是精打细算也没有什么好光景，绝对生产不出涨价的12%还能出口的产品。而由这样的企业组成的世界工厂，在国际市场上怕也常常得为自己的“最低工资”叫屈。

　　 有什么样的工人就有什么样的企业，有什么样的企业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在工资这件事上，企业和政府担子都不轻，全指望企业加大支出肯定不行。要企业拿出可供分享的成果，办法至少有两个，一是大力减轻企业税负(尤其是中小企业)，二是让更多的企业有能力转向生产有点技术含量的“产品”而不是价格敏感的“破烂”，涨价12%以上还能跟国际市场叫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