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领导普遍认为2008年恐怕是经济上最为困难的一年：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压力高企，另一方面是中国制造在各项成本大幅上升后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以及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不确定性。宏观调控政策执行力度于是将成为判断中国经济走势最大的悬念

　　 一边是物价飞涨，一边是许多工厂不堪成本高企。是抑制通胀，还是在防胀过程中同时警惕经济增速显著放缓？这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将要直面的挑战。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全世界拭目以待，等待中国政府的回答。这个答案既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未来几年的走势，亦关乎受美国拖累的全球经济能否在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带动下迅速走出困境。

　　 然而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答案：3月5日，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

　　 一周之后，3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月份CPI(消费物价指数)已达8.7%，为十余年来的新高，PPI(工业品出厂价格)也再探高至6.6%。

　　 为了保证政策的严肃与稳定、连续，并抑制公众不断高企的通胀预期，宏观调控的诸项政策显然将一如既往，但经济增长面临的深层困难与担忧却也在“两会”期间不断得到表达，宏观调控政策执行力度于是将成为判断中国经济走势最大的悬念。

　　 “没有模型可以预测政府执行力度”

　　 如果按照要求为所有工人购买社保，工厂的此项成本将上升400%，因为现实状况中劳动密集型企业通常只会为20%左右的工人购买

　　 宏观调控的最新政策始于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防通胀，防过热。

　　 这是在CPI已经高位运行4个月之后，当由猪肉引发的价格上涨已经开始向米、面、油等其他领域蔓延时，中央政策作出的明确转变，将执行了十年来的“稳健”货币政策调整为“从紧”。

　　 在那之前的宏观调控中，中国央行已6次加息，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20年来最高水平，一次次发行数额破纪录的央行票据，试图吸干市场上泛滥的流动性。宣布从紧货币政策后意味着同时还要收紧信贷，严格控制商业银行只能按每季度3%的既定增幅发放信贷。

　　 然而市场变幻莫测，就在中国货币政策宣布不久，一场牵涉甚广的次贷危机从大洋彼岸的美国迅速向全球扩散，不少观察者预测美国经济将陷入衰退，全球经济受此拖累也将陷入困境，并寄希望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能够扮演拯救者的角色。

　　 拯救尚未开始，一场罕见的雪灾却为中国自身沸腾的经济加了些冰。这场建国以来未曾遇过的冰雪不仅造成了五百多亿元的直接损失，而且使得南北物流几近中断，整个经济链条绷紧了好几圈，甚至一度出现混乱：17个省市拉闸限电，工厂缺电电厂缺煤，贵州省政府不得不征用所有待出省的煤炭。

　　 比起这场突然的自然灾害来，更深重的威胁也在去年年末逐渐显山露水——支撑了中国奇迹般繁荣的制造业普遍开始了痛苦的挣扎。

　　 重重压力接踵而来，制造业的利润空间日益逼仄：国际粮食、能源的价格一路飞涨，石油已经突破100美元一桶，大豆玉米价格均不断创出十年来新高，原材料价格也大幅上涨；国家对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的标准提高，企业环保支出不断上升；人民币在过去一年中升值近7%，而且国家出口退税一减再减，保证金却一增再增；劳动力价格在民工荒的背景下大幅提升，再加上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劳动法规，更像是最后一根稻草——倘若这些法规严格执行，劳动力成本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倍数上升：例如如果按照要求为所有工人购买社保，工厂的此项成本将上升400%，因为现实状况中劳动密集型企业通常只会为20%左右的工人购买。

　　 短短一两年内，制造业的总体成本迅速上升几乎三分之一，而价格却因为定价权的缺乏而难以相应提高，以致珠三角企业不断关门，而聚集于山东的韩资企业中甚至有人欠着员工工资就“半夜逃跑”。

　　 种种这些新变化，在今年的“两会”上被不断提及，尤其是制造业的艰难，更是被许多来自制造业的政协委员通过提案或者发言反复表达。

　　 这些表达毫无疑问将使得中央政府对形势与政策重新进行考量，紧缩政策是否会严格执行引起诸多观察人士的密切关注。然而，“没有模型可以预测政府的执行力度。”2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宏观经济研究者宋国青说。

　　 其实在此前，央行2月1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增加信贷力度，支持当前的救灾行动。而2月22日发布的2007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人民银行明确承认自己面临“在抑制通胀和维持经济增长间做出选择的两难局面”。

　　 3月7日，商务部副部长马秀洪在政协经济界的发言中说，“要注意政策的叠加效应”。

　　 1和N的博弈

　　 一个中央政府与无数经济体的博弈，是数年来宏观调控最顽强的旋律，也依然是未来的挑战

　　 仿佛是作为印证，1月份的金融数据让许多观察者对政策的执行力度产生怀疑。

　　 在新增贷款以8036亿元创下单月历史新高的同时，广义货币供应(M2)增速也以18.94%创下20个月来的新高。人们对此的普遍解读是：宏观当局仍在观望，从紧的货币政策并未真正执行。

　　 不过他们也许忽略了商业银行去年年末的委屈，那时候央行连下严令禁止银行超额放贷，许多银行因此对客户“违了约”。到今年，商业银行普遍预期信贷依然紧缩，纷纷抢闸放贷。一位企业主告诉记者，元旦那天早上8点，刚刚上班他便连续接到两家银行分行行长的电话，让他赶紧办贷款手续。

　　 刨除这些因素，货币政策的紧缩并未发生动摇。央行副行长易纲明确表示，从紧的货币政策不会因为国内外一些新情况的出现而改变。

　　 那是因为飞涨的物价和公众高企的通胀预期已经让政府绷紧了神经。2月，CPI达到了十余年来的最高8.7%，通胀已经让举国上下感同身受。

　　 从食品发端的通胀已经开始向其他领域蔓延，但糟糕的是，尽管实行了紧缩政策，投资依然热火朝天，经济的热度依然在不断升高。3月7日，在政协经济界分组讨论中，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就说，在他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地方说自己是过热的”。

　　 这是一场1和N的博弈。

　　 整个中国无数结构分散的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是过去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与繁荣的重要动力，却在近年来日益成为过热的热源。而一个中央政府与无数经济体的博弈，便成为数年来宏观调控最顽强的旋律，也依然是未来的挑战。

　　 “宏观中国的持续性已到达至关重要的临界点——经济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然而微观中国却继续向前迈进——受到来自地方层面的自主性发展拉动。”在两年前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罗奇就曾如此预言。

　　 在今年，日益紧绷的这根链条还将遭遇更大的挑战，因为依照现实惯例，每当政府换届之年，投资都会大幅增加。“翘尾因素很厉害，加上当年因素的话压力更大。”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说。

　　 双防依旧是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细心的委员们注意到，只有两处地方列有9条措施，一处是环保，另一处便是物价。

　　 可是，只要这种体制分裂存在，地方发展的动力就将永不枯竭，而投资冲动则难以真正遏制，经济过热的风险便如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筛选投资

　　 政府预算草案报告显示出积极、扩张型的财政政策的姿态

　　 通胀预期随着经济走热而逐渐升高，为了稳定局势，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拾十余年前的老办法：价格管制。

　　 2008年1月15日，政府宣布全国31省份实施临时价格干预。国家发改委颁布实行《关于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价格干预措施的实施办法》，对与居民消费联系紧密的食品、方便面、食用油、肉制品、液化石油气等进行提价申请或调价备案制度。

　　 上游成本高涨，下端却是价格管制，按照经济学教科书的逻辑推断，生产意愿将受到打击，供给将受到抑制，由此造成的价格上涨虽然更为缓慢但最终的破坏力将更为强大。长此以往，整个经济体增长受损，需求也将不断萎缩。

　　 冲突最明显地爆发在煤与电这对老冤家之间。

　　 1月份电煤价格上涨超过20%，但与千家万户日夜相系的电作为最基础的物质，价格却受到严格管制。在雪灾因素的推动下，一场严重的电荒出现在今年。

　　 “美国的电厂通常都要存煤15天以上，我国的电厂却只有几天，”全国政协委员、中煤公司总经理经天亮在“两会”期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煤价不断上涨的时候，电厂为什么居然不愿意存煤？”

　　 而在对面房间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陆启洲却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上发言说，1月份火电厂95%以上亏损，长此以往，连这部分投资都将变成不良信贷。

　　 “价格管制从来只有糟糕的效果，在中国面临滞胀风险之时，关键则在于区分好的投资与坏的投资。”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如此评价。

　　 这正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内在要求，利率原本是一个最好的筛子，提高利率往往能筛选出好的投资。然而在一个金融市场并不完善的转轨经济体中，这个筛子却往往发挥不了多少作用。

　　 这是因为一个并不自由的市场，扭曲地保护了房地产等投资项目的畸形高利润，让利率的调整在巨大的利润面前微不足道到可以被忽略。

　　 再加上全球化已摧枯拉朽地将世界拉平，全球市场越来越连成一体，在美国不断降息、美元不断走低之时，若中国大幅提高利率，热钱也许将大量涌入，让央行正努力吸干的流动性重又泛滥。

　　 在提高利率、热钱流入与低利率、形成资产泡沫、投资无效率之间，中国政府正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运用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也自然重新成为重要工具。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时便提出应该探讨如何对信贷“有保有压”。

　　 光大集团董事长、原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全国政协发言中提醒说，要特别警惕“潮水效应”，不良贷款等信贷风险如同海边的礁石，在经济高涨时，它被淹没；在经济退潮时，它将暴露。

　　 1月24日，温家宝在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初稿的意见时说，“我们国务院领导同志常议论，说2008年恐怕是经济上最为困难的一年。为什么说它困难？这种困难还不在经济本身，而在国际形势、经济环境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国内经济发展还有许多新的困难和矛盾。”

　　 仿佛是透露着某种微妙的犹疑，政府工作报告表明提出的三个政策目标显得有些冲突：在通胀预期明显升温的今年，CPI增幅要控制在与去年持平，同时失业率要下降0.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还要增加100万人从而达到1000万人。

　　 要知道，紧缩控制CPI必然会影响GDP的增长，进而影响就业。而去年 GDP增长11.4%，新增就业1240万。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用平均10.6%的GDP增长，支撑了年均1000万左右的新增就业。

　　 在今年GDP增速放缓之时，这个就业目标如何保障？经济的快速增长如何维持？

　　 中央政府给出的方案是加大财政支出。而预算草案报告显示，中央财政收入增长14%，而支出增长22.6%，政府更加注重投资，显示出积极、扩张型的财政政策的姿态。

　　 然而，倘若这些投资依然不能通过市场化(比如利率)的手段加以筛选，反而让低效乃至无效投资增加的话，则中国经济进入滞胀的风险有可能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