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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央视3·１5晚会发布了一条重大消息：分众传媒竟然是垃圾短信的元凶。据披露，该公司掌握了中国5亿多手机用户中一半的用户信息，而且精确到机主的性别、年龄、消费水平等，仅郑州的分公司一天短信发送量就达2亿条。

　　 日前，董事局主席江南春对未能尽到监管职责致歉，同时表示信息是日常服务中积累所得，是合法的。许多读者在来稿中讲述了个人信息被泄露和滥用的遭遇，从中可见公民生活的诸多领域已被滋扰，个人信息安全已经到了“千疮百孔”的地步。由此，读者普遍表示，垃圾短信的泛滥决不是分众一己之力能够造成的，规范无线广告业务也不能仅靠企业自律，政府应该由此推动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立法工作。

　　 电信运营商难辞其咎

　　 梅广(湖北读者)：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分众传媒能轻而易举地掌握数以亿计的手机用户信息？为什么时至今日移动通信运营商才想起要去开展短信过滤业务、设置屏蔽系统？可以断言，没有人为垃圾短信提供种种方便，分众传媒有再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发展到日发数亿条垃圾短信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些藏在幕后的“帮凶”，比“元凶”更可恨。通过法制建设，来铲除滋生“垃圾短信”的土壤，确保公民的通信权利不至于继续受到伤害，这些才是当前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管春晖(河南读者)：分众传媒以及其他垃圾短信的制造者，是通过运营商的发送通道，将广告精确发送给客户所希望投递的手机用户。这样看来，这些通讯运营商也帮了垃圾短信制造商的大忙，因此难辞其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市场经营部总经理徐达说：“作为移动运营商，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已关闭精准分众等7家公司的短信业务端口。”由于缺乏相关法规，目前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所有的行业严格自律，洁身自好。因此，强烈建议国家立法保护个人信息，让泄露私人信息者承担违法的责任，才能有效保护私人信息不被泄露。

　　 黄时雨(南山居民)：央视的报道显示分众拥有的个人信息可能是从银行、车管所等处通过“花钱”和“运作关系”拿到的。但分众的掌门人江南春却称信息来源合法。如此巨量的信息到底是怎么来的，不应由分众说了算，也不是央视可以定性的，遗憾的是没有官方机构站出来表示负责，这显示出政府在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上的“缺位”。虽然目前我们没有专门的法律，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无可作为。比如，在深圳新的物业管理条例中，泄露业主资料最高可罚款2万元，还有一些机构在收集客户资料的合同上也会有保密条款。这些都是可以采取法律行动的依据。涉及数亿人的利益，政府不应采取“民不举、官不究”的消极态度，而应该将之视作推动相关立法的一个契机。

　　 致歉不能取代追责

　　 卞广春(江苏职员)：当前，个人信息安全无法可依，实际上为极少数企业滥用个人信息，擅自透露、出售个人信息从中渔利留下了可钻的空子。分众传媒董事局主席江南春讲，信息由收购的下属公司日常服务中积累所得，是合法的，也不涉及个人隐私。既然这么说，分众的事情哪里需要致歉？客户是企业的上帝，维护客户的利益，弘扬客户的权利，应该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分众这样的致歉，近似一份免责声明，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殷建光(河北读者)：分众致歉虽然难能可贵，但不能取代追责。当前公众信息被泄露，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疾病，必须用重典制裁，否则，这个社会现象会更加泛滥，不但影响公民的精神生活，也影响社会的和谐文明秩序。建议我们的执法部门依据我国法律，对分众的相关负责人追责，即使原因多多，不只是他一家的责任，但必须从他这里开始，掀起一个保护个人信息的风暴。

　　 吴江(南京读者)：仅仅依靠分众的自我监督来规范无线广告业务，有些“与虎谋皮”的味道，这就好比商品质量厂家自己说了算、安全标准煤矿自己订立执行一样。当“裁判员”与“运动员”合二为一时，“角色的暧昧”必将导致“责任的混乱”。事实上，治理“垃圾短信”的难度并不高，既然发送“垃圾短信”要经过移动运营商的网络，那么所有的“作案”记录其实早已在案。假如“每一条垃圾短信”都能成为“一纸罚单”，而不是“发了白发”、“扰了白扰”。当“垃圾短信”的侵权成本高于广告收益时，“垃圾短信”又怎能不自动消亡？

　　 个人信息安全需要多重保护

　　 童意(华侨城居民)：“合法取得信息”就可以随便转让和买卖？不能。怎样是“合法”不能由分众说了算。政府有关部门应立法严厉规范可以合法取得公民信息的企业和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转让这些信息；在我们提供有关个人信息的同时，接受这些信息的企业或机关要有格式条款，保证这些信息不被泄露，并承担因此带给信息填写人的损失和不良后果。只有加大信息取得者的保护义务，才能有效地保护我们的信息安全。我们自己也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的基本信息，不能轻易泄露给外人。

　　 宣华华(商报读者)：近日，山东青岛市2.6万个车主的私人信息疑遭泄露，有人以电子光盘的方式标价1200元出售。记者暗访发现，销售者声称“这些信息是从车管所拿到的，准确率在85%以上”。一般来说，公共机构具有收集个人隐私信息的“先天优势”，能够十分容易地取得各类个人隐私信息。因而，各类公共机构往往是个人隐私信息的“集散地”，就必然会成为不法之徒窃取信息的头号目标，也不排除内贼出于逐利目的参与其中，这方面尤其需要法律严加防范。

　　 黄翠莲(广西读者)：我觉得可以借鉴香港的做法。香港去年12月全面实施《非应邀电子讯息条例》，公众可分阶段登记自己的传真或电话号码，纳入到《拒收讯息登记册》，选择拒收这些讯息，而正常促销的企业在发出电子信息前，均要先向电讯管理局申领《拒收》名册，若商户有违规情况，最高罚款港币100万元及监禁五年。另外，条例要求商户在发出电子讯息时，必须注明来源，并向市民提供“拒绝接收”选项。若商户有违规，首犯可被罚款十万元，再犯则罚款五十万元。香港整治“垃圾短信”在于不依赖企业自觉，而是依靠法律严格规范和约束的前提下提供了一条“阳关道“，这样既让合法企业可以有选择性地发信息打广告，而对恶性、诈骗信息的严惩，体现了政府打击垃圾信息的决心。 （来源：深圳商报 胡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