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在渡江作战前后，毛泽东即开始考虑西藏问题。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数度议及西藏的解放。他满怀豪情地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

　　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1]他所说的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是指解放包括西藏在内的祖国的一切神圣领土。李宗仁的南京和谈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共代表谈判，我方也曾在如何解决西藏问题上提出过自己的建议。随着人民解放军向江南、华南和西南的胜利进军，肃清大陆的国民党残余武装指日可待，解放西藏的任务便日益突出地摆在了面前。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讲话。他说：“截至现时为止，残余的国民党军，包括它的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在内，只有150万人左右了。肃清这一部分残余敌军，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已为期不远了。”[2]

　　建国后，扫清在西南地区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匪军已是当务之急。毛泽东在部署解放大西南、全歼残敌的同时，也把解放西藏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0月13日，他在给彭德怀的作战电报里说：“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60万人。”[3]15日，他给老友周世钊复信，表示下一步的重要任务便是解放台湾和西藏，恢复国民经济，其他军事行动很快就会结束。他说：“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4]

　　但是，西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个一旦处理不慎极易陷入被动的现实问题。尽管元朝时西藏就已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但有明一代，西藏与内地中央政府的联系基本上是隔绝的。康熙、乾隆时，以武力为后盾，宗教、政治又大施怀柔，终于比较好地解决了西藏问题。清朝前期和中期(道光之前)，西藏僧俗对中央政府具有较强的向心力，朝廷也对西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真正实现了统治、监督和管理。清末民初，由于外侮不断、内乱频仍，加之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西藏上层的一些分裂主义者开始与内地的中央政府离心离德。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20多年，蒋介石忙于消灭共产党，且施行民族压迫政策，西藏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妥当的处理。新中国建立时，西藏地方政府对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是怀疑的、不信任的。旧中国留给毛泽东和人民政府的，不但有千疮百孔的、残破不堪的经济烂摊子，而且有如何处理好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这一难题。

　　有鉴于此，毛泽东一方面积极做解放西藏的军事准备，一方面指示各地党政负责人，在解决民族问题时，务必耐心细致，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1月14日，他要求各地军事首长“除大力剿匪，省委地委县委应集中注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中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5]毛泽东这种大气恢弘、富有远见的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不但对和平解放西藏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也对增进以后几十年中华各民族间的团结与和睦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11月23日，毛泽东就西藏问题给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发出了指示电：“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的)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约需要3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 ”[6]

　　1950年1月2日，远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在接到彭德怀关于由西北进军西藏存在诸多困难的电报后，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决定解放西藏的主要任务由西南局承担，同时对入藏兵力、培养藏族干部等具体事务作了详细指示。他在给中共中央刘少奇，西北局彭德怀，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的电报里说：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共4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5月中旬至9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到1951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今年5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为此建议：

　　1.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1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2.迅速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3.由现在(1月上旬)至5月中旬以前共4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5月中旬开始入藏；

　　4.收集藏民，训练干部；

　　5.闻西藏只有6000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上次电报里提议的3个军而只需要1个充足的军或4个师共约4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

　　6.入藏军队可定为3年一换，以励士气。[7]

　　毛泽东在最后说，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西南刚刚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二

　　西南局的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迅速制定了经营西藏的详细方案。决定以第五兵团张国华的十八军为解放西藏的主力部队，立即着手政治动员和各项物质准备，并拟出进军西藏的口号若干条。1月7日，西南局将进军西藏的军事计划电告毛泽东，同时希望中央军委能提供更多的关于西藏的军事、政治情报，并协助十八军进行道路勘探和技术侦察。

　　毛泽东于当日即收到了西南局进军西藏的计划。他十分高兴，称赞刘、邓等人办事利索、有效率。1月10日，他以愉快、兴奋的心情答复并指示西南局说：“完全同意刘邓进军西藏之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4个月进军时间是从5月中旬算起，则由1月中旬至5月中旬尚有4个整月的准备时间。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八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后电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3个半月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工作，需待占领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5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8]

　　中共西南局在准备解放西藏方面的工作是卓越的。他们在承担了中央交付的经营西藏的任务之后，即迅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展开了积极的双重准备：一方面确定进藏部队及其军事首长，筹划武装开进西藏所需的诸般物资，一方面努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各种可能。1950年5月27日，西南局草拟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十项条件。毛泽东逐一进行了审核和修改，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予以同意。

　　这十项条件的具体内容为：

　　①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族来。

　　②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③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④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⑤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⑦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⑧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⑨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

　　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

　　(10)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

　　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实行买卖公平。

　　以上谈判十条，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眼光。为了祖国的统一、各族人民的团结，中央人民政府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尊重历史、照顾现实。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1950年7月解释说：“对于我们提出的十条，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觉得太宽了点。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因为这个政策符合他们的要求，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9]除因巩固国防的需要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外，西藏的政治、经济、宗教、风俗文化等所有的一切，事实上全部维持旧观。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容忍野蛮、残暴的西藏农奴制，既显示了非凡的自信(坚信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又表现出极大的耐心。

　　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再一次重申解放西藏的重要。他说：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在谈到人民解放军的复员时，他强调必须保证“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10]

　　进军西藏之前，人民解放军在西康省藏族聚居地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新政府赢得了声誉，为解决西藏问题打了一个政治上的胜仗。1950年7月21日，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想讲点西康藏族的情况。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但是我们进军西南，特别是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针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他们的情况怎样呢？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把他们搞苦了。我们进去以后，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同时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例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刺嘛寺等等。这样就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太好了，老百姓的房子，就是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这是实行正确政策的结果。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可是他们只说不做。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11]

　　三

　　但是，西藏代表团对中央人民政府的殷切期望和拳拳之意，却表现了相当的冷淡和麻木。先是借口英国人不让与共产党政权接触而拒绝谈判。英国政府同意后，又提出在香港会谈。选择这样一个暖昧的地点，理所当然地被毛泽东否定。于是，他们便拖延行期，迟迟不动身，使谈判难以进行。中共西南局的十项谈判条件在西藏上层的某些人看来，竟成为共产党懦弱和不敢向西藏进军的证明。不得已，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只好决定占领昌都。

　　经过数月的紧张工作与努力，入藏先遣部队的各种物质准备业已就绪。8月10日到8月16日，西南局数度电告毛泽东关于向昌都进军的各项工作。8月18日，毛泽东复电答复并叮嘱：“你们关于向昌都进军务电均悉。今年如能进到昌都当然是很好的，问题是：(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的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三)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估计否。我们对于以上几点尚不清楚，请分析电告为盼。”[12]8月20日，西南局除回答了以上问题外，还将占领昌都的最后作战方案电呈毛泽东，请求予以批准。毛泽东仍然不太放心，他于23日回电，除同意西南局的方案外，还通报了相关的国际情况，特别是具体询问了部队的越冬给养和物资的交通运输。这一切，都显示了毛泽东不打无把握之仗的优良作风和谋定而后动的战略指导思想。

　　他在电报里说：“你们力争今年占领昌都并力争留3000人巩固昌都的计划是好的。你们可以照此作积极准备，待本月底下月初判明公路已通至甘孜无阻，即可实行进军，期于10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现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采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你们于占领昌都后只留3000人在那里过冬，今年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在西藏方面看来，可能觉得是我们向他们表示好意的一项措施。他们1万6千人由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牦牛载运，其中的3000人须有过冬粮食，准备撤回的1万3千人至少须有往返期间的3个月食粮，甘孜是否已有这么多的粮食，仍望查告。昌都等处可能购买一部分粮食及肉类，你们是否已准备一批金银及藏民需要的货物如绸茶等带去。”[13]

　　同一天下午，毛泽东给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写信，催问空军为解放西藏所做的工作进展到何种程度。他写道：“李涛同志，西南军区为进军西藏，需要30架高空运输机。请询空司是否已着手筹备，飞机和驾驶员何日可以筹妥，最近三、四个月内有希望否？问明告我，并加督促为盼！”[14]

　　即使如此，毛泽东仍未放弃争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8月29日，他给周恩来写信，希望西藏代表团能在9月中旬赶到北京。信上说：“请注意进攻昌都的时间。请考虑由外交部适当人员向印度大使透露，希望西藏代表团9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诚意，应当速来，并请印度政府予该代表团的旅行以可能的协助。”[1 5]同日，他指示外交部“去电申健(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负责办理西藏代表团经印度到北京谈判的有关事宜) ，叫西藏代表团马上动身来北京。电中请说明希望该代表团接电后迅即动身乘飞机至香港，转乘广九、粤汉、京汉火车，9月中旬到达北京。”[16]

　　然而，西藏当局中的顽固势力置毛泽东主席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再三催促和请求于不顾，不仅不许西藏代表团赴京谈判，而且竭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为了打击西藏顽固势力，鼓舞西藏广大爱国僧俗的士气，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发动了昌都战役。1950年10月6日至24日，第二野战军第18军一部，在青海骑兵支队和第14军1个团的配合下，于昌都地区歼灭藏军6个代本(一个代本相当于一个团)全部和3个代本一部，共歼敌5700余人，藏军第九代本主管桑格旺堆率部起义。昌都的解放，打击了西藏上层的反动势力，促进了西藏爱国力量的发展，打开了进军西藏的东大门，从而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四

　　向西藏进军，既涉及如何正确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也牵扯与周边邻国的关系，特别是与印度的关系。尽管印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与我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但是由于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长期影响，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总是存在一些错误的认识并经常出现某些不友好的举动。毛泽东对此是予以密切注意的。他的原则是，既要与印度友好相处，又要在国家的领土主权上毫不含糊。

　　1950年10月11日，当昌都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指示外交部：“应告袁大使(即袁仲贤，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9月来北京谈判。该团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动身。现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前进，数日内可能占领昌都。如西藏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17]10月22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同印度驻华大使关于西藏问题的谈话记录上批道：“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简单地答复之。”[18]10月26日，印度外交部次长梅农约请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政务参赞申健谈西藏问题，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消息如为事实，则印度政府深感遗憾，还向申健提交了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致中国政府的照会的副本。申健指出：在印度报纸上时常看到的中国“侵略”西藏的字样，在印度政府的照会上也使用了。这样的用法是不对的。中国军队进入中国的领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正如印度政府的军队进入印度联合省或孟买不能叫侵略一样。梅农说，印度仍望中国用和平手段解决西藏问题。申健说，中国政府始终愿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军队不能进入西藏。毛泽东看到这份谈话报告很欣慰，他批示道：“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政府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19]

　　人民解放军占领昌都后，秣马砺兵，准备向拉萨进军。千呼万唤的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终于在1951年4月下旬到达北京。经过将近1个月的谈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5月23日在北京签字。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桑颇·登增顿珠，分别代表中央和地方在协议上签字。

　　《协议》指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各民族除西藏及台湾区域外，均已获得解放。为了顺利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到达北京后，中央人民政府即指派全权代表与之谈判。谈判结果，双方同意成立本协议，并保证其付诸实行。

　　《协议》共17条，主要内容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其收入不变。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为保证协议的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本协议于签字后立即生效。

　　5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出进军西藏的命令。从7月中旬起，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分多路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这是一次和平的进军，也是一次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不断克服艰难险阻的进军。入藏主力部队第18军经多方努力，于2月初将入藏必须携带的皮衣、皮帽、帐篷、饭锅、黑矾、大蒜、牛绳、料袋等20余种物品收集齐备，但由于大雪封山、气候险恶，出发的日期再三后延。新疆独立骑兵师入藏先遣部队于1950年底进驻藏北僧可日区的札麻忙保。但该区海拔4000米以上，气候变化无常，空气稀薄、骤冷骤暖，人马呼吸均感困难。仅仅一个半月，该部135人即有6人病死，34人病卧在床，丧失了战斗力。至于马匹的病亡就更加严重。青海骑兵支队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西南的人民解放军入藏、护送班禅，但由于给养筹措困难，迟迟不能成行。严寒、缺氧、无路、粮抹难以保证，是所有入藏部队都会遇到的四大困难。这些困难往往又是交互为恶、连环引发的。最后各部统一定于7月，即选择气温最高的时令进藏。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西藏，克服重重困难、战胜了各种险阻，于10月25日进驻拉萨。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和进藏部队举行万人大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西藏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1951年底，除台湾省以及一些沿海岛屿外，全国各地都获得了解放，各民族的大统一、大团结得到实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列部)

　　注释：

　　[1][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64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54页。

　　[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138页。

　　[6][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152、208-209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26-227页。

　　[9][1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63、163-164页。

　　[10]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6日。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70页。

　　[13][14][15][16][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75-476、478、488 、489页。

　　[18][19]《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4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87页。

　　摘自：《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