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这是天津滨海新区鸟瞰（2005年9月12日摄）。 新华社发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诗经·大雅·文王》这句灼灼大言激励了中国智识阶层数千年，它既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见证，也是中国文化繁衍不绝的象征。然而，当1840年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将烂熟的大清帝国打得灵魂出窍，西方文明以“覆盖”和“刷新”的姿态站在了已经封闭自守的中华文明面前，此后整整100余年，泱泱大族一直努力着的工作就是死力摆脱“亡国灭种”的厄运。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做一个十分痛苦且非常不愿意的选择：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从一个为长治久安而精巧进化而来的文明体系和精神传统，转变成一个更加开放和竞争的体系，变成一个不得不遵从“丛林法则”的体系。简单地讲就是先“救亡图存”，然后谋求发展，最后以更高层次的对外文明或国际文明实现“旧邦新命”。

　　 于是，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现了“救亡图存”后，顺理成章就有了1978年后“谋求发展”的改革开放。这个时刻，被李鸿章称为“三千年大变局”的近代中国，终于走出了多灾多难的“峡湾”，开启了浩浩汤汤一去不返的改革开放大潮。

　　 吴敬琏：我们的社会存在一些严重的弊病和偏差，这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这些弊病和偏差从何而来：是来自改革走错了方向，使腐败和掠夺资源的活动猖獗，贫富两极分化？还是来自改革不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以便取利？

　　 在2004－2006年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中，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持有前一种观点。他们把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都归罪于市场经济。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持有相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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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虽然经过了30年的改革，但是直到现在，早期市场经济的一些制度缺陷，甚至市场经济前的某些社会弊病还严重存在。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不应当怪罪改革的。

　　 30年中，改革开放的伟力反映在机械制造产业上，制度变迁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80年到1990年代的体制改革，为制造业的发展清除了制度性障碍，而国家对管理体制的放权，使得企业外部环境逐步宽松。30年中，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该行业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贯彻。

　　 这位曾经带领着中国机械工业迎接改革与开放的机遇与荡涤的共和国部长，对于这30年的风雨路程，有着旁人无法比拟的体会与思考。“30年中，在机械制造行业，改革的初衷和设计没有问题，但在具体改革的操作上却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当何光远为《商务周刊》梳理这段历史时，从他记忆的脉络里，可以清楚感觉到制度变迁的力量，也能感觉到对改革具体操作上的艰难和局部缺乏科学性的感慨。“有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他说。

　　 30年来，万向集团的绝对领袖鲁冠球很少踏出萧山，但稳坐家中的他指挥着万向稳扎稳打，凭借汽车“万向节”的简单加法，在无数倒下的民营企业中持续壮大。进入新世纪后，万向也进入了金融、农业、资源、投资等领域，一个更为庞大的企业帝国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1978年，莫晓平进入杭州万向节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此时的万向已经创业10年。30年后，已经是万向集团副总经理的莫晓平感慨说：“这30年，万向几乎每一个细小的节点和重要的转折都与改革开放的节奏息息相关。”

　　 经过近50年创业风雨之路，历经各种坎坷和政策反复，鲁冠球给所有创业者共勉的一句话是：“不要抱怨。”他的口头禅就是那两个字——“实力”。在他看来，改革30年尽管充满了波折，但总的方向是既定的，只要企业在市场中博得实力，就会有机会。

　　 对于记者反复提醒改革30年里的几次波折，鲁冠球并不在意。这位已经64岁的中国企业家常青树拔高声调说：“反复，近50年里我没有。我只有往前，不往后退。”

　　 人们最怨恨的是“不公”而非“不均”。在私有制条件下，贫富悬殊虽然不是值得鼓励的，但也是正常和常见的，所造成的社会怨恨并不深刻。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人们不仅想要富起来，而且想要比别人更富，因为在这个特殊时期，富裕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生活，是一种时尚，“比别人更富”意味着各种方面的成功，远远不仅是物质的成功。因此，人民中有许多人其实喜欢贫富悬殊，假如他们能够成为富人的话。

　　 尽管许多人批评贫富悬殊，但更多的人真正怨恨的可能是分配不公。官僚与资本的共谋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使财富与勤劳、智慧这些传统美德关系不大，而更多来自权力和剥削，这才是“贫富问题”的要害。扶贫是重要的政治和道德努力，但恐怕不是解决贫富问题的根本答案，如果不能在制度上正确规定权力与财富的关系，就难以解决贫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