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检察日报》近日报道，山东省苍山县一对相爱并同居的青年男女，因抢劫和杀人，最终被法院判处死刑。而这对“同居男女”在得知双双被判处极刑后，竟然提出了一个惊人、罕见的“请求”———在被执行死刑前，批准他们领取婚姻登记证书，并举行婚礼。

　　有关死刑犯的权利问题，学界和媒体有不少争议。比如前些年在浙江省，就曾有位叫郑雪梨的青年妇女，其新婚丈夫犯下命案被判死刑，郑雪梨向当地两级法院提出请求———借助人工授精怀上丈夫的孩子，这引起了人们对死刑犯“生育权”的争议。想必苍山县的这一事件，也将引起人们对于死刑犯“结婚权”的争议。

　　分析死刑犯的权利，从法律上讲，应当依据“公民权利法律加以限制才能视为剥夺”的原理，依据法律通过判决明确剥夺的权利，死刑犯即不再享有；但法律没有剥夺，判决也没有剥夺的权利仍然享有。

　　通常来说，死刑犯被剥夺了生命的权利，剥夺了政治权利，但是，如果判决没有剥夺其享有财产等其他民事权利，那么他依然享有这些权利。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婚姻法专家马忆南教授就认为，要把“刑法上的剥夺人身自由和剥夺生命，与民法上的婚姻家庭法上的人格权、人格自由区分开来”。

　　再有，从人道的角度上讲，满足死刑犯的“生育权”、“结婚权”也符合当今社会司法人道化、司法人性化的要求。死刑犯在临死前，提出的一个不会妨碍社会，也不会给监狱带来太大麻烦的要求，从人道角度而言，并非不可以考虑。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将包括死刑犯在内的罪犯权利机械化、庸俗化看待。如果罪犯的某一权利的行使与对其的惩罚会冲突，那么这一权利的行使就必须受到相应的限制。比如自由就业、自由迁徙的权利就不可能行使，因为这些权利的行使必然与剥夺人身自由的惩罚相冲突。此外，罪犯的某些权利的行使必须监狱方花费高成本配合的，也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罪犯的性权利问题，监狱方可以通过兴建一些探亲房，但不可能随时随地满足所有罪犯的性权利。

　　就死刑犯的“结婚权”而言，通常来说，只要不是需要监狱方面高投入，应当尽可能去满足，但在本案中，两名“新人”都是死刑犯，如果女方在结婚后怀孕，那么就不能再对她执行死刑，这与刑罚的目的相悖。所以，让这两位死刑犯登记结婚、举行婚礼都行，但不能同房，以防止其利用怀孕来逃避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