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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不再来的“少年中国”

  如果说,李大钊身上有着天地元气,如同远古诗者的话,那么,王光祈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则让人想起范仲淹。历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选择这两个最苦命的孩子,来充当20世纪中国最美好时刻的主角。

  1912年冬,自习的学生,成都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

  1941年冬天,在成都东郊沙河堡镇,一场小小的葬礼进行着。正值战乱,墓地边只站立着寥寥几个身影,在他们的注视下,作家李劼人将一个骨灰盒放进墓穴,随即覆盖上泥土。他们的头顶飞舞着几张纸钱,爆竹只有稀疏的一两声。他们鞠躬、默哀,然而也没有哭声和眼泪。

  因为,被埋葬进田土的这个人,已经死去五年了。他死在遥远的德国,生前孑然一身,身后一无长物。整整两年以后,他的骨灰才被辗转送回中国;又三年,李劼人终于将他安葬在了自己菱角堰的老屋附近——他从此长伴着他。面对他的墓碑,他潜心修改着自己的三部作品,《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所谓至重的死亡,乃至大好的人生,归根到底也不过如此罢?然而,残留在人心深处的些许面容,连同墓石与青草,到底会让人透过这纷纭浩荡、似真非真的人间,去寻求一些活过的实在。何况,死掉的这个人,曾经有过恍若天籁的青春与人生。

  死掉的这个人,名字叫作王光祈。

  成长

  1907年夏天,当15岁的王光祈跟随母亲迁居成都时,他断然无法想象,这个古老城市千年不变的面貌,已变得如此驳杂、破碎、模糊不清。

  成都之行极富戏剧色彩。几个月前,晚清重臣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几乎下马伊始,他就派人寻访受业恩师、咸丰举人王再咸的后人。得知王再咸之子王展松早已去世、留下一对孤儿寡母后,这个风流儒雅、颇具古风的封疆大吏当即赠银一千两;随即,他又把王光祈送进了开办不久的成都第一小学堂。

  成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而这个生活着七万家庭、三十余万人口的城,已不再是昨日的那个城。

  原本的城,聚集着官员、胥吏、商贩和手工艺人,他们或是乡村的食税者,或是千万农夫的变种。一句话,他们和他们居住的城,不过是广漠乡土的附属物。而随着“新政”的兴办、学堂的兴起,城市渐渐地独立出来,并渐渐地光怪陆离了。

  制革厂、火柴厂、瓷器厂、“劝业场”,以及巡警、“公娼区”、工艺品博览会和新川剧,烘托出了一个旧的将死、新的方生的城。……或许,与这一切相比,一个叫周孝怀的地方官吏,他的行政履历更能够折射出成都的嬗蜕,乃至无数城市的变迁?

  周孝怀是浙江诸暨人,在成都,他绰号“周秃子”。自从1902年率领20名学生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这个年仅27岁的年轻人,开始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及来自东洋的新经验,改造着这个老朽不堪的城、老朽不堪的省份。继开设四川第一所学堂、第一个巡警教练所后,他又接连创办了乞丐工厂、幼童工读厂、社会福利院、消防局、彩票局、自来水公司、川江轮船公司……尽管川人刻薄地以五个谐音字“娼场厂唱察”,来形容他的新政作为,但,短短几年时间,一个近代化成都渐渐出现了。

  对王光祈来说,这个初分娩新诞生的城,如此喧嚣沸腾,又如此热烈清新。次年,他考入了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

  入学

  格致、算术、地理、体操……这些来自泰西的词汇,充斥着这所新学堂。义理、考据、词章、诗赋,从此变成了声、光、电、化。比起实验、公式和化学分子式,没有什么更能够颠覆乡村的记忆、并磨去过往的生活痕迹了。至今没有发现王光祈关于学堂时代的回顾文字,但,与他同时代的蒋梦麟留下的诸多记载,或许能够折射出他的心路。几十年后,蒋梦麟这么回顾自己的学堂生活:“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的闪光……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更重要的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结识了众多一生交好、相濡以沫的朋友。

  1908年夏天,也就是王光祈入学这一年,16岁的曾琦、17岁的李劼人以及年仅13岁的魏时珍,分别从隆昌县、成都府和蓬安县考入该校,成为他的同班同学。其中,曾琦性情温和,在旧学、辞赋之外,他英文、体操样样不及格,被戏称为“老夫子”;魏时珍聪颖过人,年纪虽小,却“诸子百家无所不读”;而李劼人极具豪侠气息,他的一桩旧事更被视为壮举:15岁那年,他父亲在江西病逝后,年幼的李劼人不顾三峡之险、蜀道之难,跋涉几个月将灵柩送回成都安葬,在邻里传为佳话。

  来自新都县的周太玄,入校时年仅14岁,被称为“风度翩翩”;来自成都的李璜也不过15岁,“眼界颇宽”、“见识深入宏大”。至于来自乐山的郭沫若,他前来投考的情形则被传为一时笑柄:被嘉定府中学开除后,他携带介绍信,先是坐轿子,而后又改乘“鸡公车”,辗转几百里来到成都。见到学堂监督(校长)都静阶后,他赶忙递上介绍信,谁知绰号“都喇嘛”的那位监督理也不理,当场拿出纸笔让他作文,并表示“不要浪费我上好的笔墨”。

  郭沫若后来说,“文字做得都还通顺”。但被该校录取后,他似乎不甚得意,以至于后来牢骚连天。而在他们之外,还有赵世炯、郑尚廉、胡助、蒙文通、何鲁之……

  渐渐地,十几位四川少年成为好朋友了。对王光祈来说,这是一段“携来百侣曾游”的美好时光。在这所学堂,这个昔日牛背上的牧童、从前的私塾蒙生,有时独自一人携带竹笛和洞箫,到野外一吹半天。他吹奏《阳春》,吹奏《白雪》,吹奏着《阳光三叠》和《高山流水》。在清新开阔的韵律中,他一次又一次感受着自身与天地向彼此的无限开放。有时,他又与十几位友人或登望江楼,或赴浣花溪,他们明志、咏怀、契阔、高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这一天,一行人来到东郊沙河堡菱角堰。见这里沙白水清,王光祈多少有些戏言地与同学相约,“死后合葬此处”。这是一个过眼云烟般的说法,因为,他们到底还年轻,他们还有着许许多多彼此的约定,比如不管人世如何变迁,他们都要常相聚首;又比如,“毕业后不问有无条件,都一定要出省,到那时认为是先进的上海、北京去读书”(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然而,三十一年以后,当他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化作了一抔骨灰,李劼人还是帮他实现了这个心愿。

  也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目睹、参与了两场接踵而来的历史大戏:“保路运动”和辛亥光复。

  动荡

  1911年3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王人文护理四川。两个月后,清政府议决将川湘粤三省地方铁路收归国有,此前商办或官督商办的方案“一律取消”;随即,5月20日,在盛宣怀主持下,邮传部以三省“路权”为抵押,向四国银行团贷款六百万英镑,决定自行修路。此举激怒了三省绅商。

  收回路权的决议,不无道理。推行新政以来,国家急需铁路,为此才下诏鼓励商办或官督商办;然而,民间兴办铁路六年,不仅劳而无功,并且弊端百出。以粤汉路为例,六年仅修建五百余里外,股东纠纷层出不穷;以川汉路为例,不仅寸路未修,其账目之混乱、贪污之严重,更几近触目惊心……

  正因此,收回路权似乎成为唯一的良方。但它冒犯了渐渐崛起的绅商阶层。

  远在洪杨叛乱后期,绅商开厘金、办团练、兴公益,事实上已攫取了地方实权。以湘淮重臣为例,从左宗棠、刘坤一到江忠源、彭玉麟,无一不是中下层绅士出身;至于盛宣怀、唐廷枢等人,更是由商而官、以商入仕。如果说,这些绅商中的大人物的地位,已经折射了晚清“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那么,兴办“新政”、特别是设立咨议局后,绅商更已登堂入室,俨然地方领袖。与他们相比,象征着政权、紫禁城的官员,只剩下空空如也的一个衙门、一枚印信。

  更何况,川汉铁路的一千二百万两股本,是以强制方式、“值百抽三”地从地租中征收的;它涉及到三千余万四川男女。它的股东代表就是百余州县的大小绅商。正因此,6月17日,当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时,仅仅十几天时间,它就在64个县份建立了分会,拥有成员几万名……

  官绅冲突愈演愈烈之际,又一个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赵尔巽之弟、王光祈祖父的另一门生赵尔丰。

  早在三月份,赵尔丰就接到调令,接替其兄川督职位,但川滇边务繁重,他迟迟无法到任。而当他匆匆赶到成都任所时,保路运动已如同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为此,9月2日,他急急致电北京,呼吁“准归商办”;他并警告说,倘若动用兵力剿办,“至全国受其牵动,尤非尔丰所敢任咎”……

  与赵尔巽的书卷气相比,赵尔丰是这么一个人:他干练、极有主见,同时狠辣、强调秩序。几年前出任永宁道台时,他先后处决叛乱会党数千人;而在川滇边界期间,他也屡屡大开杀戒,是朝廷极器重的干员,及川人眼中的“赵屠户”。这么一个人,居然视几千绅商的请愿、罢市为洪水猛兽,可见形势之严峻、局面之复杂。

  但,也是这一天,朝廷敦促湖北的两标新式陆军火速入川,“严加查办”;它并以森冷口吻,严令赵尔丰“速予弹压”。

  这两封电报,断送了大清三百年的国脉。 H

  城难

  史料记载:保路运动期间,王光祈、李劼人等集体加入了保路同志会。他们罢课、集会、抗议、散发传单,一时颇显声势。

  史料记载:鄂兵入川的消息传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曾齐聚一堂。他们众口一声地认为,这是“官逼民反”、官逼绅反。

  但后来的事态演进,却让王光祈百感交集,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辛亥光复后,11月25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皇城宣告诞生了;浦殿俊、罗伦分任正副都督。在四川全省,这两个大绅士拥有极高的声望,“犹如拿破仑之于法国、列宁之于革命的苏俄”。但,面对满城的骄兵悍卒,他们唯唯诺诺、束手无策。

  11月27日,他们签署了一纸手令。这道命令兼具笑料、荒诞戏和悲剧的三重色彩,事实上也是这场革命的缩影:新旧军队一概准许自由行动十天,“不受军律之拘束”;但十天以后,所有秩序均应恢复。

  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成都的市面在那几天,真可以说是百鬼昼行的世界。……平常在街上点缀风光的女学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说,就连出门买菜的老板娘丫头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反正前后》)

  好戏还在后头呢!12月8日,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之后,浦殿俊、罗伦终于在成都东校场检阅营防军了。这一天,他们以苦口婆心的姿态,反复表示“自由假期已满”、此后军人们应恪守本分、保境安民,云云。一番哀求后,丘八们也很干脆,他们要求补发三个月的军饷,只要有钱,他们就认两个都督。

  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一天,当浦殿俊面露难色、嗫嗫嚅嚅时,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两个都督就是一枪。

  又何止是这一枪?当浦殿俊屁滚尿流地逃出东校场后,兵变开始了。在不远处的分设中学堂,王光祈、郭沫若听见,士兵们开枪的时间,大约是午后两点钟,“从那时起枪声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的时候一城都是枪声”。

  枪声之外,还有大火。很快地,成都沦为一座空城了:无数市民扶老携幼、出城逃难;路过分设中学堂时,许多难民不断打门;而在监督、“先生”的阻止下,学堂大门始终没有开启;几百名学生站在院子里,他们看了一夜的火光,听了一夜的枪声,有的心急如焚,有的嚎啕大哭……

  这一天,在全城浩劫中,王光祈听到了母亲哀哀的哭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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