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李大钊身上有着天地元气，如同远古诗者的话，那么，王光祈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则让人想起范仲淹。历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选择这两个最苦命的孩子，来充当20世纪中国最美好时刻的主角。

　　1912年冬，自习的学生，成都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

　　1941年冬天，在成都东郊沙河堡镇，一场小小的葬礼进行着。正值战乱，墓地边只站立着寥寥几个身影，在他们的注视下，作家李劼人将一个骨灰盒放进墓穴，随即覆盖上泥土。他们的头顶飞舞着几张纸钱，爆竹只有稀疏的一两声。他们鞠躬、默哀，然而也没有哭声和眼泪。

　　因为，被埋葬进田土的这个人，已经死去五年了。他死在遥远的德国，生前孑然一身，身后一无长物。整整两年以后，他的骨灰才被辗转送回中国；又三年，李劼人终于将他安葬在了自己菱角堰的老屋附近——他从此长伴着他。面对他的墓碑，他潜心修改着自己的三部作品，《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所谓至重的死亡，乃至大好的人生，归根到底也不过如此罢？然而，残留在人心深处的些许面容，连同墓石与青草，到底会让人透过这纷纭浩荡、似真非真的人间，去寻求一些活过的实在。何况，死掉的这个人，曾经有过恍若天籁的青春与人生。

　　死掉的这个人，名字叫作王光祈。

　　成长

　　1907年夏天，当15岁的王光祈跟随母亲迁居成都时，他断然无法想象，这个古老城市千年不变的面貌，已变得如此驳杂、破碎、模糊不清。

　　成都之行极富戏剧色彩。几个月前，晚清重臣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几乎下马伊始，他就派人寻访受业恩师、咸丰举人王再咸的后人。得知王再咸之子王展松早已去世、留下一对孤儿寡母后，这个风流儒雅、颇具古风的封疆大吏当即赠银一千两；随即，他又把王光祈送进了开办不久的成都第一小学堂。

　　成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而这个生活着七万家庭、三十余万人口的城，已不再是昨日的那个城。

　　原本的城，聚集着官员、胥吏、商贩和手工艺人，他们或是乡村的食税者，或是千万农夫的变种。一句话，他们和他们居住的城，不过是广漠乡土的附属物。而随着“新政”的兴办、学堂的兴起，城市渐渐地独立出来，并渐渐地光怪陆离了。

　　制革厂、火柴厂、瓷器厂、“劝业场”，以及巡警、“公娼区”、工艺品博览会和新川剧，烘托出了一个旧的将死、新的方生的城。……或许，与这一切相比，一个叫周孝怀的地方官吏，他的行政履历更能够折射出成都的嬗蜕，乃至无数城市的变迁？

　　周孝怀是浙江诸暨人，在成都，他绰号“周秃子”。自从1902年率领20名学生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这个年仅27岁的年轻人，开始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及来自东洋的新经验，改造着这个老朽不堪的城、老朽不堪的省份。继开设四川第一所学堂、第一个巡警教练所后，他又接连创办了乞丐工厂、幼童工读厂、社会福利院、消防局、彩票局、自来水公司、川江轮船公司……尽管川人刻薄地以五个谐音字“娼场厂唱察”，来形容他的新政作为，但，短短几年时间，一个近代化成都渐渐出现了。

　　对王光祈来说，这个初分娩新诞生的城，如此喧嚣沸腾，又如此热烈清新。次年，他考入了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

　　入学

　　格致、算术、地理、体操……这些来自泰西的词汇，充斥着这所新学堂。义理、考据、词章、诗赋，从此变成了声、光、电、化。比起实验、公式和化学分子式，没有什么更能够颠覆乡村的记忆、并磨去过往的生活痕迹了。至今没有发现王光祈关于学堂时代的回顾文字，但，与他同时代的蒋梦麟留下的诸多记载，或许能够折射出他的心路。几十年后，蒋梦麟这么回顾自己的学堂生活：“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的闪光……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更重要的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结识了众多一生交好、相濡以沫的朋友。

　　1908年夏天，也就是王光祈入学这一年，16岁的曾琦、17岁的李劼人以及年仅13岁的魏时珍，分别从隆昌县、成都府和蓬安县考入该校，成为他的同班同学。其中，曾琦性情温和，在旧学、辞赋之外，他英文、体操样样不及格，被戏称为“老夫子”；魏时珍聪颖过人，年纪虽小，却“诸子百家无所不读”；而李劼人极具豪侠气息，他的一桩旧事更被视为壮举：15岁那年，他父亲在江西病逝后，年幼的李劼人不顾三峡之险、蜀道之难，跋涉几个月将灵柩送回成都安葬，在邻里传为佳话。

　　来自新都县的周太玄，入校时年仅14岁，被称为“风度翩翩”；来自成都的李璜也不过15岁，“眼界颇宽”、“见识深入宏大”。至于来自乐山的郭沫若，他前来投考的情形则被传为一时笑柄：被嘉定府中学开除后，他携带介绍信，先是坐轿子，而后又改乘“鸡公车”，辗转几百里来到成都。见到学堂监督(校长)都静阶后，他赶忙递上介绍信，谁知绰号“都喇嘛”的那位监督理也不理，当场拿出纸笔让他作文，并表示“不要浪费我上好的笔墨”。

　　郭沫若后来说，“文字做得都还通顺”。但被该校录取后，他似乎不甚得意，以至于后来牢骚连天。而在他们之外，还有赵世炯、郑尚廉、胡助、蒙文通、何鲁之……

　　渐渐地，十几位四川少年成为好朋友了。对王光祈来说，这是一段“携来百侣曾游”的美好时光。在这所学堂，这个昔日牛背上的牧童、从前的私塾蒙生，有时独自一人携带竹笛和洞箫，到野外一吹半天。他吹奏《阳春》，吹奏《白雪》，吹奏着《阳光三叠》和《高山流水》。在清新开阔的韵律中，他一次又一次感受着自身与天地向彼此的无限开放。有时，他又与十几位友人或登望江楼，或赴浣花溪，他们明志、咏怀、契阔、高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这一天，一行人来到东郊沙河堡菱角堰。见这里沙白水清，王光祈多少有些戏言地与同学相约，“死后合葬此处”。这是一个过眼云烟般的说法，因为，他们到底还年轻，他们还有着许许多多彼此的约定，比如不管人世如何变迁，他们都要常相聚首；又比如，“毕业后不问有无条件，都一定要出省，到那时认为是先进的上海、北京去读书”(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然而，三十一年以后，当他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化作了一抔骨灰，李劼人还是帮他实现了这个心愿。

　　也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目睹、参与了两场接踵而来的历史大戏：“保路运动”和辛亥光复。

　　动荡

　　1911年3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王人文护理四川。两个月后，清政府议决将川湘粤三省地方铁路收归国有，此前商办或官督商办的方案“一律取消”；随即，5月20日，在盛宣怀主持下，邮传部以三省“路权”为抵押，向四国银行团贷款六百万英镑，决定自行修路。此举激怒了三省绅商。

　　收回路权的决议，不无道理。推行新政以来，国家急需铁路，为此才下诏鼓励商办或官督商办；然而，民间兴办铁路六年，不仅劳而无功，并且弊端百出。以粤汉路为例，六年仅修建五百余里外，股东纠纷层出不穷；以川汉路为例，不仅寸路未修，其账目之混乱、贪污之严重，更几近触目惊心……

　　正因此，收回路权似乎成为唯一的良方。但它冒犯了渐渐崛起的绅商阶层。

　　远在洪杨叛乱后期，绅商开厘金、办团练、兴公益，事实上已攫取了地方实权。以湘淮重臣为例，从左宗棠、刘坤一到江忠源、彭玉麟，无一不是中下层绅士出身；至于盛宣怀、唐廷枢等人，更是由商而官、以商入仕。如果说，这些绅商中的大人物的地位，已经折射了晚清“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那么，兴办“新政”、特别是设立咨议局后，绅商更已登堂入室，俨然地方领袖。与他们相比，象征着政权、紫禁城的官员，只剩下空空如也的一个衙门、一枚印信。

　　更何况，川汉铁路的一千二百万两股本，是以强制方式、“值百抽三”地从地租中征收的；它涉及到三千余万四川男女。它的股东代表就是百余州县的大小绅商。正因此，6月17日，当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时，仅仅十几天时间，它就在64个县份建立了分会，拥有成员几万名……

　　官绅冲突愈演愈烈之际，又一个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赵尔巽之弟、王光祈祖父的另一门生赵尔丰。

　　早在三月份，赵尔丰就接到调令，接替其兄川督职位，但川滇边务繁重，他迟迟无法到任。而当他匆匆赶到成都任所时，保路运动已如同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为此，9月2日，他急急致电北京，呼吁“准归商办”；他并警告说，倘若动用兵力剿办，“至全国受其牵动，尤非尔丰所敢任咎”……

　　与赵尔巽的书卷气相比，赵尔丰是这么一个人：他干练、极有主见，同时狠辣、强调秩序。几年前出任永宁道台时，他先后处决叛乱会党数千人；而在川滇边界期间，他也屡屡大开杀戒，是朝廷极器重的干员，及川人眼中的“赵屠户”。这么一个人，居然视几千绅商的请愿、罢市为洪水猛兽，可见形势之严峻、局面之复杂。

　　但，也是这一天，朝廷敦促湖北的两标新式陆军火速入川，“严加查办”；它并以森冷口吻，严令赵尔丰“速予弹压”。

　　这两封电报，断送了大清三百年的国脉。 H

　　城难

　　史料记载：保路运动期间，王光祈、李劼人等集体加入了保路同志会。他们罢课、集会、抗议、散发传单，一时颇显声势。

　　史料记载：鄂兵入川的消息传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曾齐聚一堂。他们众口一声地认为，这是“官逼民反”、官逼绅反。

　　但后来的事态演进，却让王光祈百感交集，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辛亥光复后，11月25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皇城宣告诞生了；浦殿俊、罗伦分任正副都督。在四川全省，这两个大绅士拥有极高的声望，“犹如拿破仑之于法国、列宁之于革命的苏俄”。但，面对满城的骄兵悍卒，他们唯唯诺诺、束手无策。

　　11月27日，他们签署了一纸手令。这道命令兼具笑料、荒诞戏和悲剧的三重色彩，事实上也是这场革命的缩影：新旧军队一概准许自由行动十天，“不受军律之拘束”；但十天以后，所有秩序均应恢复。

　　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成都的市面在那几天，真可以说是百鬼昼行的世界。……平常在街上点缀风光的女学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说，就连出门买菜的老板娘丫头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反正前后》)

　　好戏还在后头呢！12月8日，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之后，浦殿俊、罗伦终于在成都东校场检阅营防军了。这一天，他们以苦口婆心的姿态，反复表示“自由假期已满”、此后军人们应恪守本分、保境安民，云云。一番哀求后，丘八们也很干脆，他们要求补发三个月的军饷，只要有钱，他们就认两个都督。

　　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一天，当浦殿俊面露难色、嗫嗫嚅嚅时，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两个都督就是一枪。

　　又何止是这一枪？当浦殿俊屁滚尿流地逃出东校场后，兵变开始了。在不远处的分设中学堂，王光祈、郭沫若听见，士兵们开枪的时间，大约是午后两点钟，“从那时起枪声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的时候一城都是枪声”。

　　枪声之外，还有大火。很快地，成都沦为一座空城了：无数市民扶老携幼、出城逃难；路过分设中学堂时，许多难民不断打门；而在监督、“先生”的阻止下，学堂大门始终没有开启；几百名学生站在院子里，他们看了一夜的火光，听了一夜的枪声，有的心急如焚，有的嚎啕大哭……

　　这一天，在全城浩劫中，王光祈听到了母亲哀哀的哭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