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春风对于东北老工业重镇沈阳来说，和这座城市的春天颇为相似——尽管即将到来的一定会是温暖和新生，但初春伊始，还是会有清冷的风迎面而来，把脸吹得生疼。

　　 2008年3月，沈阳。皇姑区崇山西路 93号，一栋栋灰色的楼房已显现出老态，旁边有老人指点说，这就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原址。

　　 22年前，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布破产，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

　　 当时的外电报道称：“沈阳市实行企业破产规定，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天荒的做法，它朝着打破‘大锅饭’迈进了新的一步……”，“中国沈阳，一项重大的实验：中国东北的沈阳城发生了‘地震’，‘超过八级的改革地震’。”

　　 图：破产后，石永阶（左一）看着工人们领救济金，心里百感交集（资料图片）

　　 韩耀先

　　 韩耀先，1939年生，曾任沈阳市体改委专职委员、沈阳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现任沈阳企业兼并破产服务中心主任。1985年起草《沈阳市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被称为我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

　　 当天 破产通告宣布完没人说话

　　 若干年后，当韩耀先再回忆起那个烈日炎炎的上午，最深刻的印象，竟只是一个“静”字。

　　 那一天是1986年8月3日。沈阳市迎宾馆北苑会议厅。韩耀先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不出声，也不敢出声，会议厅里坐满了人，大多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工人，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白纸花，神情像白花一样肃穆。会议厅里安静得出奇，只有几十名记者的摄像机、相机咔嚓咔嚓的声音。

　　 会议由时任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周勇顺主持。满面庄严的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宣布破产通告：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从即日起破产倒闭，收缴营业执照，取消银行账号。

　　 短短200余字的通告读了不过3分钟，然而时间却像是停滞了一般。很长一段时间，会场里没有人说话，在场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反复咀嚼着这个通告里每个句子、每个词汇，甚至是每个字的含义所在。没有几个人知道，起草这份被称为中国破产第一法———《沈阳市关于城镇集体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并一手推动了新中国第一家公有制企业破产案的人，就是一直悄悄坐在人堆里的韩耀先。

　　 疑惑 社会主义也搞破产倒闭？

　　 改革是一把犀利的刀，把时间一劈两半，一边是曾经，一边是将来。

　　 韩耀先和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曾经，从1984年6月开始。彼时的他刚刚从沈阳市汽车配件公司调任沈阳市集体经济办公室搞政策研究。他还记得那一天，一份时任沈阳市市长李长春

　　 的批示送到办公室。“你们应到集体企业进行调查研究……经营不好，不能够生存的企业，到底怎样处理，能否进行破产倒闭！最好拿出一个破产倒闭的规定。”

　　 非常有必要说说沈阳这个东北老工业重镇当时的情况。传统计划经济的主导下，这个曾经的“铁老大”正在同时面临着这一体制的弊端———统计显示，1984年上半年，仅根据冶金、轻工、化工等11个工业局测算，就有43户集体企业亏损严重，资不抵债……“老韩，李市长的这个任务，交给你，怎么样？你是从企业上来的，有实践经验，了解企业的情况。”接到李长春批示的那天，集体办的王副主任对韩耀先说。“破产倒闭”，韩耀先反复思量着这个词的意义，他不是没有听说过，可那是在旧社会，是在上学时的课本上，在他的印象中，这个词，总是和“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剥削”联系在一起的。他做梦也没想过，在社会主义的天空下，居然，要搞企业的“破产倒闭”？！

　　 揭秘 无报社愿登“首部”破产法

　　 韩耀先坦言，最初接到任务一头雾水，他的脑子始终没有从传统对破产的理论中转出来。家里人听说他要搞这个“让企业破产的规定”，也纷纷摇头，妻子忧心忡忡地劝他，你在社会主义搞破产，要是再来运动，第一个批倒的就是你！

　　 经过一番调研，韩耀先交上了40多条内容、3000余字的《破产倒闭规定》初稿。但一星期后，初稿被毙。李长春在初稿上批了这样一段话：“企业倒闭是竞争中的破产，不是人为的关闭……此文件很重要，但现在的理论水平还不行！”

　　 像是五雷轰顶，却更像是醍醐灌顶，韩耀先一片迷雾的眼前，突然出现一丝光亮，“就是市场经济这个提法。竞争中的破产，不是政府的行政手段，而应是按照经济规律发展客观产生的必然现象，应用经济规律、经济杠杆去引导企业！”韩耀先再次下定了搞好这部法规的决心。

　　 一个多月后，韩耀先形成了《关于沈阳市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以下简称破产倒闭规定）的完整意见。1985年2月9日，李长春主持沈阳市政府常务会议，正式通过了“破产倒闭规定”，并以沈阳市政府发（1985）24号文件下发。这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共和国“首部”破产法。

　　 然而，面对这份已经成为政府文件的“破产规定”，却仍没有一家报社敢予以刊登。“我拿着文件走遍了沈阳的几大报社，人家一听‘破产’两个字，眼睛瞪得那么大！社会主义哪有破产企业！”韩耀先说，最后，这份“破产倒闭规定”以广告的形式全文发表在了《辽宁经济日报》上。

　　 对于当年这份称得上是“石破天惊”的“破产倒闭规定”，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陈清泰认为，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时代，这样的一种改革尝试，无疑为中国今后的改革作了大量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增强了更多企业的活力、动力。

　　 场景 破产厂门口挂上花圈

　　 1985年7月，根据对沈阳市企业的考察，工作组列出了一份包括了沈阳市11家资不抵债、长期亏损、难以扭转局面的备选名单，从这11家中，又最终确定了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沈阳市农机三厂、沈阳市五金铸造厂三家企业成为试点。

　　 “选择其实还是有一定原则的，因为是第一次，谁也不敢预见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所以选了三家规模较小、亏损情况比较严重的集体企业试点，一旦弄不好，影响还能降至最低。”22年后，韩耀先直言。

　　 “1985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在政府三楼会议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3家企业发布破产倒闭限期整改通告。通告的内容由我拟定，当时我想，这个通告，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份通告。于是想到了足球场上的黄牌，黄牌就是警告的意思呀！”1985年的沈阳市政府，文件仍需油墨印刷的年代，韩耀先让工作人员把下发给每个企业的通告，用特殊的黄色油墨印成，很多人都对那次新闻发布会上，三位厂长举着“黄牌”那颇富戏剧性的一幕记忆犹新，而“亮黄牌”的说法，由此而来。

　　 一年的限期整改时间，无疑是这三家企业最为痛苦的阶段。一年后，五金铸造厂和农机三厂成功揭掉“黄牌”帽子，而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的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了第一个破产企业。

　　 1986年8月4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被宣告破产的第二天，韩耀先陪同一位新华社记者到防爆厂采访，他不敢说自己是谁，也不敢让记者表露身份。他看到，已经上了封条的厂门口一边，挂了一对小小的花圈。没有挽联，没有落款，触目惊心。工人们三五成群地围在厂门口，有的在哭，哭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将来可怎么活；有的在骂，骂谁这么缺德整黄了厂子这样的人生孩子也是痴呆。

　　 三张黄牌、一对花圈，送走的是一个有着鲜明计划经济时期特色的防爆器械厂，却也同时给予了中国当时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一个可以生死的拐点。当年12月31日，全国开始试行《破产法》，其蓝本和基础，就是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案。而破产的意义就在于，破产机制带来的竞争效应，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企业发展动力，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因此得到发挥。破产引进了市场机制，甩掉了多年的包袱，使企业真正步入了市场化的轨道。

　　 “再创业厂长”与“送葬队长”

　　 今年80高龄的石永阶终于肯停下来歇歇了，他还住在原沈阳防爆器械厂旁边的居民区里，虽然不愿见人，但仍被当作新闻人物常常提起。

　　 1986年3月，当时的外电报道，“石一病不起”，但是后来石永阶却说，他其实没病，或者说，没病得那么严重 。“我实在是没脸见人啊！”他一声感叹，22年前，尽管已不再是厂长，但工人们一出门就指着他骂“无能”，把厂子整黄了。其实，在破产大会上交出工厂营业执照的，是当时的新厂长王刚，但人们印象中的“第一破产厂长”，却一直是石永阶。

　　 在家憋了半年，石永阶明白过来，厂子倒了，人不能倒。他借了1500块钱，跑到旧货市场买了一台旧车床，带领全家人再次干起了防爆。

　　 为了把事业干大，他召集家庭会议要求改吃豆腐，以节约日常生活开销，在吃豆腐的过程中，他又琢磨着开起了豆腐坊。

　　 “我就是想向别人证明，自己不是无能，厂子的倒闭和老石头儿的无能没有关系。”石永阶的“二次创业”很成功，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再创业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更让石永阶高兴的是，当年厂子破产后曾经指着自己鼻子骂的工人，下岗后自谋职业，做起了生意，后来，经常开着高级轿车来他那儿买豆腐。

　　 与石永阶的境遇大相径庭，韩耀先自此有了“送葬队长”的称谓。沈阳市后来成立经贸委，他任副主任，另一个实职就是沈阳市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办公室主任。当时的沈阳市领导开他玩笑说，人家别的官员到企业去，是送喜，你一去，就是要破产，就是给人送葬呢，干脆叫你“送葬队长”得了。

　　 随后十几年的工作里，经韩耀先“送走”的企业超过百家。每一次“送走”一家企业，他改革的念头就会更坚定一点。10年后，当沈阳市一家中型企业宣布破产时，台上台下不再是一片哭声，而是阵阵掌声。弹指一挥间，谁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凤凰涅槃，死而后生。

　　 ■记者手记

　　 惊心动魄终为过眼云烟

　　 此前有人将韩耀先比作一尊罗汉，说他面目狰狞、心地慈悲。见到他前，我不懂，也难以想象。老人快70岁了，电话里委婉地说，不想再接受采访了，也没做什么事。

　　 恳切地说了再说，老人说，那好，你来吧。于是电话里细致地告知了去他办公室的路线。

　　 见了面才发现，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他略有点胖，头发花白，手脚麻利，热情地给记者倒水。问他，“韩老，有人说您是罗汉，您是不是到破产企业去的时候看起来才特别厉害啊？”他哈哈地笑了，一笑间更见慈祥，“哪呀！开始我去企业搞破产，都不敢说自己是干啥的，开破产债权人大会，我从来都是在旮旯里猫着，还敢厉害？”然而那份凌厉的风范，还是在他一讲起企业破产的话题时，尽显无余。

　　 22年了，他老了。多少还是有点不服老，“老石头（指石永阶）都80了，比我还老呢！”他和那些被他给过黄牌、搞破产的企业的领导，由“仇人”变成了朋友，没事打个电话常联系。

　　 现在，韩耀先的案头放着新的《企业破产法》草案，他抽空总要看看，想想问题，“时代变了，企业破产决不是我们当时做的那么简单，设计的问题太多了！”他依然为之忧虑，只不过眼神已经不济，需要老花镜的帮忙了。 （记者 王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