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财政性教育支出应达到GDP的4%目标，至今这一比例却远远未能达到。为何？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昨天解释称，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3月26日《新京报》)

　　马丁·路德说，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正因如此，若干年前我们就喊出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响亮口号，在财政收入只占GDP12.6%的1993年，尚且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目标，而现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到20.8%，我们反倒变得更“理性”和“务实”了———达不到“4%”目标的原因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太低。

　　赵司长说，去年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致是20.8%，而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5%以上，许多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5%以上，所谓“大河不满小河浅”。但问题是，构成整个“水系”的，不独财政性教育支出这条“小河”，比如，政府行政成本支出也是一条很典型的“小河”。与财政性教育支出比例增长极其缓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行政成本23年来增长了87倍，政府系列的用车费和接待费每年高达6000亿元，占到财政支出的20%。

　　既然“大河不满”，理应是所有“小河”都浅，为什么“浅”的只是财政性教育支出，而政府行政成本支出反而还“水涨船高”？以2007年为例，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655.4亿元，虽然只增长14.3%，是预算草案报告各项支出中增幅最小的一项，但由于高达5万亿元的收入没有进入国家预算，事实上都是各级政府的自由支出。换言之，政府支出的增长虽然也受到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的限制，但由于有来源充足的“自有水系”，其“水位”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大河”里的“水位”，即便“大河”的“水位”很低，政府支出同样能“水涨船高”。

　　显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目标的咫尺天涯，所谓“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说到底，达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其实并不难，关键在于公共财政究竟应该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还是“再穷不能穷政府，再苦不能苦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