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3月28日讯 1980年6月18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的社员早上出工经过公社门口时，还看见人民公社的牌子端正地挂着。等他们中午收工回家时却惊讶地发现牌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向阳乡人民政府”。他们尽管打心眼里赞成这一先锋之举，但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摘一换”的动作令世界震动。因为那个小小的牌子不仅修改了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也改变了中国数亿农民的命运。向阳，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偏远乡村，从此被冠以“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的美誉。

　　近日，记者走进了向阳，走近一个个当年勇立潮头的决策者、亲历者和见证者，听他们讲述“向阳公社”摘牌的前前后后。

　　一穷二白的向阳公社

　　在德阳市政协办公楼三楼会议室，记者见到了时任广汉县委书记、一手“策动”摘牌之举的常光南老人。常老已82岁，和蔼、健谈、精神矍铄的他记忆力惊人。阳光明媚的春日，这位白发老者打开他记忆的闸门，向记者讲述了那段令他永生难忘的历史。

　　向阳位于川西平原，境内一马平川，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又有得天独厚的都江堰自流灌溉，全县百分之八十的农田旱涝保收。而作为广汉的交通要冲和南大门，向阳南距成都30公里，北距德阳15公里，保成铁路、川山铁路、成绵高速公路横贯全境。

　　“改革开放前，这个理应是富庶之乡的好地方却没有发挥出自身优势，反而长期处于一穷二白的局面。”常光南说，当时民间还流传着形容向阳举步维艰的经济生活现状的顺口溜：“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在人民公社20年里，向阳人均分配从68元到74元，只增加了6元。青黄不接时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到外乡去借粮，不少人挣扎在温饱线上，群众怨声载道。

　　一句酝酿好久的真话

　　穷则思变。作为广汉县的父母官，常光南看到老百姓生活困苦很焦急，也在寻求脱困的途径。为了解基层情况，体察民心民意，他一有空就骑着那辆自行车到田间地头转悠。

　　“农业之所以搞不好，说到底就是体制的局限。”常光南说，人民公社是政社不分、一大二公、五位一体的体制，老百姓形象地说它是“瞎指挥的班子、平调的路子、吃大锅饭的架子、打富济贫的方子”。尽管包括常光南在内的很多人心里都清楚，人民公社已病入膏肓，但偏偏苦于不晓得如何“开刀”，也从来没人提出来过，它就像一根鱼刺噎在常光南的喉咙里。

　　1980年初，常光南终于盼来了拔掉鱼刺的机会。四川省委领导到广汉视察工作，在汇报工作中，常光南试探性地说道：“现在，生产队算是一级集体经济组织，生产大队和公社革委会既不指挥生产劳动，又不参与核算分配，可以说人民公社已经是空架子了……”虽然常光南等人不敢再多说什么，但第一次说出自己酝酿好久的真话“人民公社是空架子”，也着实让他兴奋了好一阵子。

　　随后，广汉县委一班人便马不停蹄地赶写报告。不久，广汉县委将一份针对“人民公社”病理、病相的报告送到了省委办公厅。

　　经过几番争论，由省委办公厅电话告知广汉县委：广汉提出的现代化试点和改革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省委决定在广汉试点。

　　一次秘密的摘牌行动

　　1980年4月15日上午，向阳饭店二楼会议室，大门紧闭，室内讲话者的声音很小。关于摘除“人民公社”牌子的会议在这里秘密进行，与会人员个个表情严肃，认真倾听和掂量着领导的讲话。会议主持者常光南很平静，他先传达了上级领导对改革的意见：“上级领导说，改革是民心所向，势在必行。”随后，他提出在适当时候换掉人民公社的牌子，成立乡人民政府。同时，会议还订了“三不”纪律：不准宣传、不准广播、不准登报。会后，大家分工行事，开始悄悄进行摘牌前的筹备工作。

　　谁敢摘“人民公社”的牌子谁就违了法，向阳人竟敢“断桥”(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莫非他们吃了豹子胆？其实，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自己在干一件充满风险又足以让世界震惊的大事。“我当时已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工作，走错了的话，就回老家种田。”常光南说，那期间，不论家人还是朋友都曾劝他不要搞下去了。尽管如此，常光南和所有支持改革的人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加快了改革步伐。

　　1980年6月18日，煦暖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川西平原，清白江畔杨柳依依，出工的人们三三两两走向田间地头。没有剪彩，没有燃放鞭炮，没有太多围观群众，没有摆席宴请，敢为人先的向阳人完成了一件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大事——悄悄地摘下“向阳人民公社”的牌子，换上了“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

　　当阳光洒在还没晾干、仍有墨汁香味的大字上时，当换牌一瞬永远定格在清白江畔时，向阳人除了担心之外，万没想到这次易牌会成为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源点之一。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电话

　　然而，“撤社建乡”改革的锣鼓刚一敲响，殊不知却惹下一场惊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大麻烦。换牌后静待上级反应的日子对向阳人来说是痛苦的，“简直就是度日如年、提心吊胆啊。”原向阳乡乡长钟太银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说。

　　肖开文的毛笔字写得好，时任文化站站长，新牌子的字就是他书写的。20多年过去了，当时书写吊牌的心情他仍记忆犹新：“我当时算是中立派，既不赞成改革，也不反对。那天上午，钟太银突然告诉我，今天就要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来不及制作吊牌，要我手写。我当时一再推辞，害怕因为写字而惹祸上身。但他坚持要我写，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写了，字写好了，墨汁都还没干就匆匆挂上去了。”肖开文说，换牌之后，他的心里一直都不踏实，总担心会遭遇不测，“在换牌半年多时间里，我连陌生人都不敢见呢。”

　　1980年8月中旬，一位新华社的记者搭车途经向阳时，无意中发现有幢办公楼的门口挂着写有“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敏锐的新闻嗅觉让他双眼发亮，激动难捺，举起照相机，“卡嚓”、“卡嚓”连拍了几张照片。回到成都后，他连夜写了一条新闻，第二天就发表在《新华社内参》上。很快，“内参”传到中央领导层和省委领导层，也传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的手中。于是，全国人大的一个电话打到了广汉县委办公室。接电话的办公室主任郑学成一听是全国人大法工委询问向阳换牌的事，心里咯噔一下：“完了，这下麻烦惹大了。”挂了电话他就急匆匆向常光南汇报。常光南却很冷静：“大不了我们把以前的牌子再换上去就是了。”并要求大家不要慌乱，要静观其变，但他本人早已做好了接受任何处分的心理准备。

　　“向阳之花”遍地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来电话后不久，几名日本记者来广汉采访。没过多久，《参考消息》上转载了日本《读卖新闻》的一篇报道，文中不仅介绍了广汉县向阳乡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人民政府”的情况，还评论说：中国已经有了第一个乡政府，标志着农村行政体制业已发生改变。“我们当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天天如坐针毡。”常老的妻子也担心地对他说：“你这老头子，自讨苦吃！公社就公社呗，20多年了，换啥牌子嘛！你要犯了错误，孩子们咋办咯？”

　　随后，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家民政部派的工作组来到了广汉。短短三天时间里，经过座谈、访问、分析之后，工作组从政治、法制的高度总结出建立“乡人民政府”的三大好处。上级的肯定终于拨开了罩在常光南及广汉所有领导群众头上的乌云，大家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随后，全国各地的党政领导纷至沓来，考察学习向阳的改革经验。

　　半年过后，中共中央正式下达“改社建乡、政社分开”的通知；1981年，广汉县各乡镇先后取消了人民公社，成立了乡人民政府；1982年12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修改后的《宪法》第一章中规定人民公社是农村“合作经济”的一种形式，正式结束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

　　阳春三月，鸟语花香，我们前往向阳镇寻访“中国第一乡”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迎着“天下第一乡欢迎你”的巨幅广告牌，汽车驶上向阳镇宽18米的镇级公路，通过幸福路来到向阳镇办公楼——一座有着古典风情的现代化办公大楼。伫立大楼远眺，向阳改革开放的标志——彩虹桥横卧清白江上，两岸杨柳轻拂，阳光下，老人们围坐在江边喝茶聊天。

　　向阳，一个因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牌子而家喻户晓的名字，“欣欣向阳”则是向阳人秉承敢为人先的精神、开拓进取所取得丰硕成果的最好诠释。向阳人认准要发展、要前进就要敢于摆脱陈旧的传统模式的束缚，就要大胆改革创新。在迈出改革步伐之后，大受鼓舞的向阳人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经济，取得了累累硕果。1990年，向阳跨入全国百个“中国乡镇之星”之列，广汉成为小康乡镇之一；2007年，全镇实现国内总值6.43亿元，工业总产值23.48亿元，农业增加值11840万元，招商引资1539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250元。

　　在向阳采访过程中，听到最多的词语就是“发展”，感受最多的就是向阳人的激情和活力。向阳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发展。尤其是作为向阳经济主体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更是向阳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后，向阳人充分发扬“摘牌”的改革思想和创新的胆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各类乡镇企业达到数十个，不仅解决了当地人的就业问题，还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如今，在当地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杨柳青青江水平，向阳花木早逢春，一朝做得此地客，潇潇洒洒不羡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