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8年，中国经济可谓扑朔迷离，宏观调控亦需面临新的形势和思路。为剖析当前金融热点问题、解读经济运行迷局，本报特采访权威专家，自今日起推出系列稿件，主要围绕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货币政策、热钱涌动等话题展开探讨。

　　 俗话说：“粮价涨，百价涨。”粮价及其带动的肉价上涨被认为是去年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而近期国际粮价持续飙升也引发了市场对今年通胀水平的忧虑。

　　 那么，粮价上涨与通货膨胀到底是什么关系？今年粮价有无大幅上涨并导致通胀失控的可能？针对本轮通胀，宏观调控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近日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表示，如果货币供应与宏观总需求增长不至于失控，那么粮价全面猛涨并把我国通胀率拉高到两位数的可能性就很小。而未来政策选择的关键在于搞对价格、管住货币。

　　 今年粮价猛涨可能性不大

　　 记者：在本轮物价上涨中，粮价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从长期均衡的角度来看，我国粮价与通胀变动有无因果关系？

　　 卢锋：我国粮价在本轮周期仍处于上涨通道，但近一年多来粮价上涨尚属温和，对一般物价实际影响比较有限。

　　 很多人认为粮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然而，我们对上世纪90年代通货膨胀案例进行仔细研究发现，通货膨胀也会反过来推动粮价上涨。这是因为，在通货膨胀较高时，农民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也比较高，因而有动机增加持有具有保值功能的真实资产——存粮；同时，在通货膨胀时期，真实利率下降甚至变成负值，强化了农户通过增加存粮保持资产价值的动机。农户增加存粮行为减少了短期粮食市场供给并增加了短期需求，导致粮食相对价格上涨。

　　 记者：去年粮价涨幅远远低于猪肉等其他食品价格，在国际粮价大幅上涨的情况下，今年国内粮价有没有可能出现“补涨”？

　　 卢锋：去年猪肉平均价格同比上涨50%左右，主要受蓝耳病冲击和价格波动周期影响。从长期粮食供求和价格走势看，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我国粮食实际价格近30年来呈下降趋势。从周期的角度来看，我国粮食实际价格在1995年达到上个周期的峰值，目前的水平仍比1995年低3成左右。

　　 今年，国内粮食相对价格仍有可能上调，不过，如果货币供应与宏观总需求增长不至于失控的话，粮价全面猛涨并把我国通胀率拉高到两位数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如果通胀失控，粮价涨幅追随CPI涨幅甚至超调都是可能的。

　　 今年通胀形势不容乐观

　　 记者：您如何看待今年的通胀形势？

　　 卢锋：今年2月份CPI涨幅高达8.7%，其中确实有雪灾的短期因素。下半年，月度CPI涨幅可能下来一点，但降到3%以下恐怕比较困难。对于是否应将控制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目前方方面面仍存在疑问和争论，但如果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全年CPI涨幅控制在4.8%左右的目标是否能实现可能不容乐观。

　　 至于如何看待这一轮物价上涨，社会上有不同的看法，我在一个系统述评研究中发现公开发表的意见就至少有22种，这些表述大致可归纳为两种基本视角：一种认为是结构性物价上涨问题，原因包括供给冲击、成本推动等，因此物价上涨半年或一年后会逐步消失；另一种认为是总量性问题，如货币扩张、总需求增长，因而难以指望某一部门的供求关系改善将CPI涨幅拉下来。我个人倾向于认为，结构性因素确实有影响，然而从政策角度看，更应重视总量性因素的作用。

　　 记者：为什么存在这么多争议？

　　 卢锋：关键在于本轮通胀的表现与前几轮通胀有着显著不同。前几轮中，物价一下子就涨起来了，刚开始大家还有争议，但当CPI涨幅达到15%-20%时，在经济过热和总量失衡判断上较快就能达成一致意见。但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物价上涨并不是像龙卷风一样即来即去，货币扩张具体推动原因和表现都有新特点，而且反通胀与其他政策目标存在权衡取舍矛盾，因而大家的看法比较不容易取得一致。

　　 另外，目前中国对通胀的争论与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上世纪60-70年代有某些相似之处。当时美国学术界也持上述两种观点，有的连语言表述都挺像。政府政策也承认通胀是经济要害问题，然而实际措施选择受到各种认识和利益牵制干扰，难以做到“手起刀落”，比较彻底地治理通胀，结果导致通胀问题呈现恶化趋势，直到出现通胀超过两位数的几近不可收拾局面后，才最终给沃克尔(时任美联储主席)提供重手治理通胀的“建功立业”机会。

　　 搞对价格管住货币

　　 记者：应对这种通货膨胀，宏观调控应该采取什么策略？

　　 卢锋：从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看，微观体制和宏观调控方针也许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搞对价格、管住货币。所谓搞对价格，就是通过市场化取向的体制改革理顺资源配置关系，不仅指放开价格，还包含产权改革、减少管制、对外开放、控制外部性成本等一系列制度层面安排；管住货币则是控制货币增长，抑制通货膨胀。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两条都面临新问题和新困难。在价格上，我们实行各种干预手段，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按住”物价上涨，但是如果宏观失衡根源没解决，通胀压力最终仍会释放出来，同时还存在“一边漏油，一边加油”的问题。以粮食为例，一方面限制粮食出口，对粮食出口不仅有配额而且还征税，实际上具有对粮农额外征税效应，限制了农民从市场交易中获得收益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大力补贴粮食生产。释放库存平抑粮价虽可能在短期内抑制粮价，然而如果粮食相对价格需要调整，人为抑制粮价也不利于农民形成适当的未来价格预期，并依据这一价格预期来安排明年生产的计划或决策，因而从动态过程看，这对增加未来供给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从长期看，仍然需要更多地让市场供求力量来决定粮食价格，让较少扭曲的价格信号引导农民生产决策。

　　 在管住货币上，我理解货币学派的主张是：任何一次通货膨胀，货币扩张都是必要和充分条件；抑制通货膨胀，控制货币过度供给也是必要和充分条件。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仅仅是货币造成的，也没有说政府是有意发票子导致通货膨胀，更没有说其他原因不重要。但是，货币学派强调，不管你现实生活的理由千千万万，最后总要通过货币来引发通货膨胀；反过来，治理通货膨胀，不可能绕过货币紧缩。问题在于，在通胀环境已经出现背景下，紧缩货币会感到疼痛，好比拔牙会出血一样。

　　 记者：如何管住货币？

　　 卢锋：根本问题仍是能否在认识上形成一点基本共识：虽然经济政策需要兼顾不同目标，如经济增长、就业增长、工资增长等等，然而如果同时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危险，治理通货膨胀应当具有足够优先度。如果把特定环境下政策目标轻重缓急优先度搞对了，有效操作手段设计应不存在实质困难。需要货币、汇率、财政等方面的政策配合，其中货币政策应承担较多职能。

　　 记者：很多学者建议用财政政策反通胀，如种粮直补、关税调节进出口，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卢锋：种粮补贴政策成本不小，需要结合经验评估其效果。从历史经验看，花费千亿元的巨额财政对粮食进行干预，绝大部分效果欠佳，相当部分“跑冒滴漏”或者转化为陈化粮，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就抑制通胀目标而言，种粮直补由于很难做到影响粮农边际产量决策因而效果有限，地方实际执行的种粮直补政策是一种收入转移手段。要想通过财政干预刺激产量，难免需要直接干预粮食价格和流通，然而上世纪90年代经验教训表明，这类政策不必要、不合理、不可取。

　　 至于降低进口关税鼓励进口、提高出口关税抑制出口，我的看法是降低进口关税是好事，但不能把长期手段当短期工具来使用。提高出口关税则如同我上面讲的，对开放型市场经济运行具有扭曲效应。